文/吳敬璉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是吳敬璉為《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一書撰寫的序言
近代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上進行了諸多的試驗和探索。這些試驗和探索的基本目標就是改變國家的積弱狀態，實現民族復興。然而，晚清政權和民國政府的種種嘗試并沒有建立起長遠發展的制度框架，內外戰爭更是將20世紀30年代得來不易的經濟發展成果摧殘殆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將中國引入了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新時期。在“公私兼顧、勞資兩補、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建設方針的推動下，在短短幾年中就醫治好了戰爭的創傷，使中國的面貌為之一新。
然而，勝利也有它的陰暗方面。恢復國民經濟的偉大勝利，使人們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滋長了虛夸的思想。匆忙建立起蘇聯式的集中計劃體制非但沒有激發起人民大眾的創造熱情，相反造成了已故毛澤東主席也承認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局面。于是，“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也同蘇聯和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相類似，試圖對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做出一些調整。中國在1956年提出、1958年實施的改革，就是要在計劃經濟基本體制不變的條件下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希望以此給經濟注入活力。但是，1958年至1976年間的多次“體制下放”，無一例外地陷入了“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怪圈。顯然，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內的修補改良并沒有消除其體制痼疾，沒有改變信息低效率和激勵扭曲的狀態，卻想依靠國家機器的強力壓制和管控，來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結果是在錯誤的道路上愈陷愈深，甚至使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瀕臨崩潰的邊緣。
從1978年5月開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是中國改革真正的思想起點。一篇標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論文，把一縷探索真理的陽光照射到過去被包裹得嚴嚴實實，不允許有絲毫質疑的舊思想路線上，使許多人從蒙昧和迷信中解脫出來。思想解放運動促使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中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全面專政”的錯誤路線和政策，宣布“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指出：“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
這樣，雖然三中全會《公報》對如何具體改革著墨不多，但在實際上吹響了中國改革的號角。不過在當時，中國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在戰后幾十年的加速發展所知甚少，社會科學界與國際主流也隔絕多年，因此，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都對改革的目標究竟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晰。
在這樣的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也就成為中國改革的重要策略。其內在合理性在于允許下層主體進行創新性探索，中央政府也在不完全否定原有體制的條件下做出一些變通性的安排，使改革試驗得以進行。而一旦這些試驗取得成功，就繼之以在更大范圍內的推廣，使整個社會分享成果。農村包干到戶的推行是如此，對民營工商企業限制的逐步放開也是如此。體制邊緣的種種改革，為突破計劃經濟的僵化體制開辟了一定的空間，促成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
但是人們很快發現，這種“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體制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活力是有限的，需要確立更加明確的體制改革目標，進行更加全面和系統的新體制建設。正當國內朝野人士積極探索體制改革目標，急需理論支持的時候，時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的田國強教授和另一位卸任會長易綱博士組織學會同人編寫了國內第一部《市場經濟學普及叢書》（共14本），對市場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經過多年的努力探索和曲折起伏，中國在1992年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并且從1994年展開了以財政、銀行、外匯等體制為重心的全面改革。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又啟動了以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為中信的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完善。這樣，中國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并于2001年加入WTO。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促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然而，這個新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沉重的命令經濟的體制遺產，而且沒能在法治的支持下運轉，使經濟增長的成本高昂，由此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尋租腐敗泛濫、生態環境惡化、社會道德滑坡等問題。
于是，本世紀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爆發了一場“中國向何處去”：“是強化各級政府和國有經濟對社會經濟的掌控，向國家資本主義倒退，以致陷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還是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的大爭論。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用“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做出了明確響亮的回答。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制訂了總體方案。這樣，我們在今年迎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中國開始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在2020年前完成的改革多達336項。這么多項改革應該從哪里著手呢？一方面，經濟社會體系的改革不能單項突進，而要由若干個相互聯系的改革配套進行；另一方面，又不能夠四面出擊，面面俱到，分散地使用力量。因此，對于其間每一個階段的最小一攬子改革方案，需要做認真的研究。每一個階段，應當選擇一些最為重要和關聯性最強的改革項目率先進行改革，使發展和改革盡早進入良性循環，保證市場體系建設由低到高地向前推進。
就作為全面深化改革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而言，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目標，是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有五個特點：第一，它是一個統一市場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的，由于條塊分割而變成碎片化的市場；第二，它是一個對一切市場主體開放的市場，而不是把市場主體分為三六九等，不能獲得平等對待的市場；第三，它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而不是存在大量行政壟斷和缺乏競爭的市場；第四，這個市場是有序的，也就是說，是建立在規則（法治）基礎之上的；第五，它擁有完整的市場體系，不僅包括商品市場，還包括各類要素市場。建設具有這樣五個特點的市場經濟制度應該說是很高的要求，它涉及很多方面的改革。其中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與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協調推進。例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個重要目標，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需要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才有可能實現。
所有以上這些改革，都是要在全社會的參與下謀定而后動的。理論界在改革方案的確定和執行上，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也正是田國強教授及其助手和學生陳旭東博士合著的這部《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振興中華變革論》一書所深入討論的。在本書中，他們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手段，從歷史現實比較、國際國內比較、理論實際比較的視角論述了中國改革的基本脈絡、問題難點和趨勢走向，對各領域如何深化改革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
田國強教授受業于機制設計理論之父、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L·赫維茨（Leonid Hurwicz），對現代經濟學尤其是激勵機制設計有著精深的理解。在本書中，他把自己的學術專長運用到中國改革的實踐中，對改革的方法論也多有論述，比如他提出中國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采取“明道、樹勢、優術、抓時”四位一體的方法。實際上，改革方法論也就是改革的總體設計如何化為現實的問題，與機制設計里的執行理論的基本思想有相通之處。
本書以“明道”，即探明改革的路線和戰略為主題，其中的論述直抒胸臆，有些問題提得比較尖銳，不一定為所有人所認同，但這些都是作者潛心研究、獨立思考的結果，值得學界同人認真研究和共同切磋。毫無疑問，對于改革的理論和實際問題進行自由而切實的討論，或者如R·科斯所說“思想市場”的建立，是改革向前推進的必要前提。在一個萬馬齊喑的環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這也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者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提出、并得到實踐證明的看法。將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當下依然具有現實意義。改革，從來都是在不同理念、思想、方案之間的碰撞、砥礪和互補中前行的。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