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繪畫 資料圖
北宋所承繼的五代，是中國曆史上分裂程度最徹底的時代之一：中原有前後相繼的五個王朝，周邊先後分布著十個割據政權。北宋結束了這種動亂頻仍的分裂局面。宋朝統一後的疆域遠遠無法與漢唐相比，但其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層面，則是前朝所難於比擬的。
我們的教科書上常說宋代是個“積貧積弱”的時期。“貧”指國力、財政貧乏困窘;“弱”指在對外軍事競爭中力量薄弱。應該說，這種概括有一定道理，亦有其片面性。宋代確實是周邊受到嚴重擠壓、內政因循求穩的時期，是面臨各類嚴峻挑戰的時期，整體戰略格局與政策應對有諸多問題;但與此同時，它也是治國基調比較開明的時期，是社會經濟、制度建設、科技文化領先於世界的時期，其多方面的傑出成就，有效地牽動了中古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展。
在宋代，傳統農業達於成熟，工商業亦有長足發展。有學者研究指出，北宋中期的鐵產量在7.5萬噸到15萬噸之間，相當於1640年英國鐵產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紀初整個歐洲的鐵產量相媲美。盛唐天寶年間一年鑄錢大約32萬貫，到宋神宗時期已經多達500萬貫。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正是在北宋出現的。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是在應用科學方面，還是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被馬克思稱為“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其關鍵改進期、應用普及期及向外傳播期也都是在宋代。
立紀綱、召和氣相輔而行
五代8姓14君，一共只維持了53年。趙匡胤黃袍加身，當時人覺得這無非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這個王朝穩定了下來，法寶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漸。宋太宗將謹守的法度概括為“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預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進行制約。
為了建立穩定的政治文化秩序，宋代以“立紀綱”“召和氣”相輔而行。“紀綱(綱紀)”指法規制度;“和氣”指的是能夠感召陰陽，使天地間充盈雍睦和諧的自然之氣。以科舉制度為例，制度的嚴密化，使其更為開放合理。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給達官貴人乃至主考官員去看，得到推薦、受到賞識的考生有更多被錄取的機會。宋代科舉考試發展出彌封(糊名)、謄錄等技術辦法，使得主考官員即使有心照顧，也難以操作。元祐三年蘇軾任主考官，門生李廌參加科舉考試，大家都覺得是天賜良機。但到拆號張榜時，李廌卻榜上無名。歐陽修稱宋代的科舉制度“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脫穎而出，則得以進入仕途。范仲淹斷齏畫粥，堅持學業。歐陽修幼年喪父，買不起紙筆，拿蘆葦稈在地上畫著學字。
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
在中國曆史上，儒家文化雖然一直占主導地位，但儒學的傳承者作為一個群體在政事活動中起決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產生的現象，被稱為“士大夫政治”。
范仲淹認為，像寇准這樣，在宋遼交涉中勇於擔當，一切為天下、國家、社稷考慮，而非唯唯諾諾聽命於皇帝，即是“大忠”。南宋的普通官員方庭實，也敢於對皇帝指出：“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群臣、萬姓、三軍的天下，而不是皇帝個人的天下。對於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他們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經學家、文學家、實幹家。他們的追求，被概括為“內聖外王”：內心要達到聖賢的道德修養境界，在天下社會建設一種王道的秩序。當時的士大夫“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正像陳寅恪先生所說，宋代是中國曆史上思想最為自由的時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強力推進。朝堂之上他堅持主見，往往辭色俱厲，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納。王安石的卓絕品行和高深文學造詣，受到同時代人的尊重。蘇軾在西太一宮看到王安石題壁六言詩：“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不禁“注目久之”，感歎：“此老野狐精也。”
錢穆在《國史大綱》裏講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相繼失敗了;但是他們為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一直影響到最近期的中國。確實如此。1972年，毛澤東主席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曾經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也表示要效法“三不足”的改革精神。
“賤不必不貴，貧不必不富”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國曆史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它經曆著逐漸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會變遷過程。
自古認為務農才是“本”，宋人卻提出士農工商皆本業。宋代沒有國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官府熱衷於審核交易契約，而不限制土地買賣。財富流轉迅速頻繁，“賤不必不貴，貧不必不富”。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在上層精英和民眾集團之間，出現了一個非常活躍的階層，就是商人。他們不僅促進都市商業的繁榮，還使商業的觸角延伸到了農村。
在宋代，人們的家世身份背景趨於淡化，科舉取士“不問閥閱”，官學生員也突破了嚴格的身份界限。書院提倡相對獨立的教育理念、學術思想和人生價值。文化普及向民間滲透，科舉落第者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即便是艱難謀生的下層百姓，也力爭每日積攢一二文錢，讓子孫將來有機會入學。蒙學不僅教兒童識字，更把儒家的理念、價值觀變成現實的社會規范，傳達到百姓中去。
從唐到宋，都市景觀變化明顯。唐代長安城坊市格局井然，尊卑秩序呈現鮮明。宋代開封、臨安卻展現出一種開放式的街市狀態，官府、民戶、商家混雜毗鄰。城市居民“坊郭戶”第一次被列入國家法定的戶籍管理分類。大都市海納百川，城內有各類宗教活動場所，群眾喜聞樂見的市井文化，在瓦舍、勾欄、街市通衢中熱鬧繽紛。
宋代處於中國曆史上重要的轉型期，它面臨著來自內部與周邊的諸多新問題、新挑戰，並非國勢強勁的時期;但它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它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使其無愧為曆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就朝廷上的政治生態及制度淵源而言，很難說元、明、清數朝直接承繼宋代;但從近代的“人心”“政俗”來看，無論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創新或是因循，宋代帶來的影響，都深深地滲透在中國社會的肌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