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當年在大學時，曾流行看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未來的冲擊》等書，早在30多年前，托夫勒先生就預言了今天的世界，電腦全面普及，人們可在家辦公，SOHO概念就是由他最先提出的，但是，智者必有一失，托夫勒先生就是沒有預見到，人類跨入資訊社會以后，電信和網絡詐騙會如此地氾濫和猖狂。

　　解決取證難成亮點

　　那麼是不是今天的人們，比30年前的人更壞、更想當騙子呢?顯然技術日新月异，而人性其實是幾千年來沒有多大變化的，只是技術不斷提高不斷進步了，而利用高新技術犯罪的防範制度沒有及時跟上，人性無罪，技術無罪，是制度設計出了問題。

　　和傳統的犯罪形式不同，網絡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與受害人并沒有直接的身體接觸，這種犯罪沒有時間和地域限制，犯罪對象涉及面廣，新技術作為一個新工具，為好人帶來了生活便利，也為壞人帶來了犯罪便利，磚家們稱之為非接觸犯罪，其蒐集證據難，打擊難度大，破案技術性要求非常高。

　　而昨天官方出台整治電信網絡詐騙的意見，就是針對電信和網絡詐騙猖獗所做的法律制度創新。在「3000元入刑」等加大打擊力度等亮點之外，最大的亮點就是及時解決了蒐集證據難，這一最頭痛的問題：例如詐騙數額難以查證的案件今后可依據嫌疑人發送詐騙資訊、撥打詐騙電話的數量定罪處罰。可以說，這是一次立法水平的提升。

　　可以說，新法實施以后，網絡詐騙的猖狂的現象一定會有所改觀，就象酒駕入刑入以后一樣，據說全國酒駕現象減少三分之二以上。但是新法是否也有忽略的地方呢?詐騙犯罪和暴力犯罪不一樣，其第一犯罪動機是圖利，新規除重刑外，其制度設計還應該讓嫌犯無利可圖，即加重財產刑，加大對詐騙犯的經濟處罰力度，罰款甚至是犯罪所得的數倍至十多倍，沒有所得的也將處以一定數量的罰款，這樣就可以極大程度上減少嫌犯在實施詐騙前，對犯罪非法所得的預期，從而對冲其強烈的犯罪動機。

　　就像十八世紀英國向澳洲運送囚犯的著名案例一樣，一個好的制度設計，可以讓「壞人」變好人，這是法律的最高境界，在注重懲罰詐騙的同時，怎樣提倡、引導全社會誠信文化建設，這也是中國系列法律制度設計所應重點創新的地方所在。

　　路人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