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堅

　　迄今，關於下任行政長官人選，香港輿論，尤其主流媒體，以誰能促進社會和諧為首要條件。鑒於香港社會空前分裂，人們產生那樣一種期盼是不難理解的。但是，正因為香港社會在政治上已形成嚴重對立，下任行政長官不論由哪一種政治立場和職業背景的人出任，都不可能促成社會和諧。

　　首先，為「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所牽引，反對派集體趨於激進。即使傳統「泛民」中若干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有擺脫「本土激進分離勢力」騎劫的意欲，但是，缺乏政治定力將此政治意欲轉化為政治行為。反對派沒有謀求與建制派政治和解的意願。最近，中央有關部門向「泛民」人士頒發「回鄉證」，儘管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率先領取「回鄉證」赴廣州，但是，他在返回香港後所寫的感想文字中，依然表示不改對待國家政治制度的「初衷」。可見，只要反對派不改變基本政治立場，香港社會在政治上由分裂走向和解是難以設想的。

　　階級對立 和諧不易

　　其次，建制派在下任行政長官人選問題上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團。下任行政長官由誰出任，與其說是反對派與建制派之爭，不如說是建制派不同利益集團之爭。建制派內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歧是空前的，甚至呈現分裂的徵兆，不具備包容反對派以修補社會撕裂的政治能力。有人以為，特區下屆政府應當吸收「泛民主派」代表人物出任主要官員和進入行政會議。這是一廂情願。如果那樣的人物願意加入下屆政府，卻不保證其所屬政治團體支持政府，則採取那樣的措施就不能收促進社會和諧的效果。如果一兩個代表人物加入政府就能改變「泛民」，則「泛民」的存在基礎豈不是幻化成了空中樓閣?

　　再次，今天香港社會分裂不僅因為政治對抗，而且由於階級對立。即使在政治上，建制派能夠向反對派展示包容，但是，在涉及階級對立的經濟和民生問題上，無論反對派還是建制派，均呈現嚴重分歧。關於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爭議，關於標準工時立法的爭議，無一不印證了這一點。試問：無法調和空前嚴重的階級對立，何來社會和諧?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聖保羅書院紀念其一百六十五周年校慶而舉辦的主題為「兩極分化非香港之福」的研討會上，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與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發表了觀點。

　　劉兆佳認為，無論誰擔當下任行政長官，都當應推行包容性的管治政策。他表示，中央、反對派、建制派和香港居民能否展現誠意，以及巧妙拿捏與對方的關係，對於今後香港政治發展至關重要。

　　曾鈺成認為，目前香港社會兩極分化不僅是大家意見對立，而且是互相把對方妖魔化。他警告，這不是香港的出路。如果不想中央改變香港獨有的生活方式，唯有證明香港有能力實行「一國兩制」，如果香港越來越亂，則中央收回「一國兩制」，香港人就不能埋怨。

　　這兩種觀點，究竟哪一種比較接近香港政治現實?毋需論證，實際提供具說服力的答案。

　　從香港政治現實出發，下任行政長官必須是堅定的愛國愛港者;必須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必須置個人榮辱和利益於腦後，果敢堅毅地推動「一國兩制」與時俱進，領導和動員香港社會各界，團結盡可能多的香港居民，堅決遏止「港獨」，促使香港的中國籍居民樹立與香港回歸祖國相一致的新身份認同;必須清醒認識、正確把握在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調整，全球重心歷史性地由西方(西歐北美和日本)向東方(亞洲)轉移中的香港再定位，既推進香港本地產業結構完善升級，又推進香港與內地，尤其廣東省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爭取香港盡早實現知識經濟轉型，重建持續穩定增長新軌道;必須善於協調階級矛盾，既着力解決深層次結構性民生問題，又引導和幫助中小型企業克服經濟和社會轉型期的困難。毋需贅言，能夠擔當如斯歷史使命的，不是尋常政治人才，而是政治家。

　　不是「打工」 需要擔當

　　由於歷史因素，香港缺乏政治人才，遑論政治家。

　　傳統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傳統，以及長期浸淫港英政府、一步一步由下往上升遷的經歷，使他們的素養同香港政治現實所需要的政治人才的素養有明顯差距。香港長期是商業社會，慣於從商，對工商界、財經界以及其他專業界的知名人士造成深刻影響，不擺脫商業習俗，很難成就政治家。

　　第二位行政長官在爭取連任第三任行政長官時，不無害羞地在提名表上的「職業」欄填寫「政治家」，說明他是明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是政治家。但是，他的參選口號是「打好呢份工」。以尋常僱員心態對待香港特別行政區和特區政府的首長職責，難怪其管治和施政七年，留下一系列積重難返的政治經濟民生難題。下任行政長官不論何職業背景，至少不能有「打工」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