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利潤有銷售額的40%左右，大概是自動化行業的平均毛利水平。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等各種稅費（有部分抵扣），再加上人力成本，大概占銷售額的25%。再去掉租金和水電費等開支，到手的純利潤就剩下10%左右。

　　上面這個賬單，是深圳一家高新技術企業主最近給第一財經記者盤算的。

　　中國制造業單一依靠成本優勢來取勝的年代正在遠去，包括人力成本在內的綜合成本節節攀升，稅費也是不小的負擔，企業壓力頗大。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在制造業重鎮深圳走訪發現，實體經濟雖艱難，主要是難在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附加值較高的高科技企業日子還過得去，只是利潤也在被勞動力等不斷上升的綜合成本稀釋。

　　人力成本上漲縮影：三年上漲六成

　　一說起企業負擔，企業第一個想吐槽的可能就是人力成本了。文章開頭提到的企業主深圳市艾特訊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培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過去3年間，他的用人成本上漲了一大截。一開始招個工程師，工資是六七千元，現在約要1萬元，也就是本科畢業，具備5年左右的工作經驗。

　　漲價的不僅僅是研發崗位。他說：“工廠那邊，技術工3年前工資在4000元，現在漲到6000元左右。”他的企業現在共有30多位工程師和30多位技術工人以及行政、財務等人員，沒有普工。

　　他說：“2014年，將社保公積金之類的算進去，人力成本占公司營業收入的10%左右，現在占15%了。”

　　中國的人力成本正迅速攀升。從黃培坤的經歷可以看出，3年間，他招聘的工程師薪資最高漲了60%以上，技術工人薪資上漲了50%左右。

　　而據2016年7月中國信息化百人會與咨詢公司德勤聯合發布的報告，自2005年起的10年間，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了5倍，比1995年漲了15倍。

　　這影響了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報告說，2016年中國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制造業國家，但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升以及人才、創新、法律環境等方面的短板，這一地位正面臨美國的挑戰。

　　人力成本不斷升高可能會導致制造業外流，這一深層次憂慮早已顯現。

　　2016年，林洺鋒等15位深圳市政協委員聯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案稱，雖然目前美國勞動力成本是國內勞動力成本的2.57倍，但是按照目前國內工人工資的上漲趨勢，如考慮國內5年再翻倍、10年工資翻兩倍計算，那么中國在人工成本上也占不到任何優勢了。

　　上漲的不僅僅是人力成本。上述提案也稱，國內能源成本是美國能源成本的2倍以上。美國除夏威夷的電價特別高外(因為其是海島地區)，其他州的電價都不高。以得州為例，其電價折合人民幣每千瓦時（度）才0.2元。由于我國對電力、天然氣直接定價的原因，企業用電價格居高不下，深圳企業工業用電每度1元左右。

　　對于能源成本的負擔，企業也感受頗深。柔性顯示屏領域的領頭羊柔宇科技的創始人劉自鴻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對他們來說，電費將是他們最主要的成本之一。

　　“新生產線正在建設當中，建成后幾百臺設備同時運轉。雖然現在還不知道到時候會耗費多少電，預計會很高，因為絕大多數設備都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地運轉。”他補充道，對于制造業而言，一般大一點的工廠一個月電費花掉上千萬元不是什么稀罕事。

　　企業八九成稅收是增值稅

　　增值稅是制造業的主要稅種。深圳一家生產機器人的工廠老板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企業所得稅雖然是按照純利潤的25%來交，有點高，但是一般會通過一些合理的方式去規避，反而增值稅是他們最想減免的。他說：“我們公司年銷售額1000多萬元，但是每年交的四五十萬元稅中，九成以上是增值稅，企業所得稅不過幾萬元。”

　　黃培坤估算下來也發現，增值稅交得最多，他們每年繳納的稅收當中80%是增值稅。

　　在一些稅務研究人士看來，這個比例很常見。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除了一些特殊的行業能享受優惠稅率外，制造業的增值稅一般按照增值額的17%來交，不管企業賺不賺錢，只要有交易，都要征稅。而企業所得稅雖然征收比例高，但賺到錢之后才征收。”

　　他補充道：“企業所得稅的話，企業還可以根據稅收減免政策來避稅，但增值稅是避不了的，企業必須得拿到發票，才能抵扣。”

　　中國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2015年10月發布了2015年全國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被調查企業要求出臺“稅收減免”政策的呼聲最高，反映此訴求的企業比例達到80%。

　　近年來，國家實施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除營改增外還包括：先后四次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政策適用范圍，從年應納稅所得額3萬元逐步提高至30萬元；兩次放寬小微企業免征增值稅、營業稅條件，從月銷售額5000元提高至3萬元；兩次擴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范圍，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中關村稅收優惠政策等。

　　“營改增”的效果企業感受不夠深

　　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國也迎來了財稅體制的深刻變革，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營改增”政策全面開始實施，并且將試點范圍擴大到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性服務業。

　　雖然營業稅改增值稅表面上不涉及制造業，但是制造業企業能被惠及，比如說抵扣接受服務的相關進項。2017年1月12日，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營改增及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惠及了工業企業等實體經濟，產生了非常積極的效應。

　　不過，部分制造業企業對第一財經反映，暫時還未明顯地感受到營改增政策帶來的好處。

　　深圳市政協委員、龍華新區發展和財政局副局長費曉愈在政協深圳市第六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分組討論上表示，一是因為企業對政策一些操作上的細節和環節不是很了解，二是因為在目前我國剛剛大規模推進營改增的情況下，增值稅的抵扣鏈條還未完全通暢。

　　她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有些企業在購買原材料的時候，為了價格低一些，就從不是很正規的渠道購買，這樣是拿不到增值稅抵扣發票的，就抵扣不了稅。如果說整個鏈條通暢了，這些企業就能感受到減稅的作用。”

　　營改增之后有些企業沒有感覺到負擔明顯減輕，還有一個原因是費太多。中國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發布的上述調查報告顯示，51%的企業希望進一步降低或取消一些收費。

　　費曉愈說，非稅收入在深圳的財政收入中占比不高，深圳的非稅征收管理比較規范，不會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去加大非稅的征收。但是國家和省規定要征收的費和基金，必須要征收。“比如說，殘保金的征收，全國各個企業都有的，如果你招收的殘疾人數達不到標準，那么就要繳納殘保金。在深圳，很多企業都沒有招用那么多的殘疾人，這對企業而言，也就成了一個負擔。”

　　殘保金是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簡稱，是指在實施分散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的地區，安排殘疾人達不到各地規定比例的企事業單位等，要按照年度差額人數和上年度本地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等計算交納用于殘疾人就業的專項資金。一般一個十人的公司，一年交納的殘保金金額在幾千元不等。

　　國家也在加大降費力度。繼2015年國務院降低社保五險中的三個險種費率后，2016年5月再次階段性降低企業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超過20%的省份，將繳費比例降至20%；單位繳費比例為20%且2015年底基金累計結余可支付月數超過9個月的省份，可以階段性降低至19%。

　　艱難轉型之路

　　為了活得更久，很多企業不是在轉型，就是在轉型的路上。

　　但是，即便狠下心，集中人力、物力來開發新產品，也會擔心銷售不力，沒有足夠的回籠資金來順利撐過過渡期。童鷹是深圳市視晶無線技術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他就剛剛經歷了這樣一個忐忑不安的時期。2016年，由于經營的消費類電子利潤愈加微薄，童鷹就砍掉了這個主營業務，開始了轉型之路。

　　當時，支撐他轉型信心的是前幾年就開始研發并逐漸落地的新產品：影視圈導演系統。不過面對不可預料的未來，童鷹仍是忐忑：“轉型就像做飯，如果新產品沒起來，舊產品就沒了，這鍋就空了，還怎么燒啊？”

　　他更擔心，如果轉型期過長，就沒有那么多資金來留住人才，也難以給他們描述可預期的前景。“公司發展有希望的話，員工工資是好商量的。不然，就很難留得住他們。”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中，一些企業主擔心核心員工會被風投投資的創新企業挖走，因為風投大幅抬高了員工的工資。在他們看來，這些企業拿風投的錢來發工資不心疼，而自己的錢，每一分花出去之前都要仔細掂量。

　　2016年，開足馬力的童鷹又拓展了幾款新產品，包括運動直播產品和教育無線直播設備等，試圖在直播風口找到自己的方向。

　　2016年年底，預計的虧損沒有發生，反而給了他小驚喜：銷售額達到2000多萬元，雖然不及2015年和前幾年，但是超過了他的預期目標。轉型期的安穩度過，讓他長吁了一口氣。

　　對于更多找不到新產品的中小企業主而言，轉型可能是一件更加艱難的事。早在幾年前，深圳一位生產和代加工MP4等小電子產品的小老板就想著轉型，但是不知道往哪轉。他也想過升級，但是光投資一條生產線，就要幾十萬元，投吧，怕打水漂；不投吧，早晚會關門。他陷入兩難的境地。

　　這沖淡了2016年業務量增長帶來的欣喜感。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2016年的訂單量比前一年多了很多，將近翻了一番吧。但這應該不是因為產品附加值提高了多少，而是因為不少同行關門了，或者轉做其他的了。”

　　雖然上述小老板發現身邊不少同行關門了，但是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高新企業主大多表示，他們行業的市場發展空間還比較大，大家都有生意做，只是利潤越來越低，正在進入薄利潤時代。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也觀察到，身邊很多企業說錢很難賺，但倒閉的企業不多，反而是“半死不活”的企業比較多，利潤微薄。

　　彭澎說：“現在很多老板都比以前精打細算，這一點特別明顯。他們投資更謹慎，平常的應酬開銷也更節省，有八項規定的原因，但與企業自身經濟效益關系更大。不過，大家都在堅守。”

　　他補充道：“如果說，我們這兩個月的經濟數據是準確的，那么今年會好一些，但是特朗普上臺后會怎樣，是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制造業相比美國仍有優勢

　　考慮到印度市場的快速增長和勞動力成本較低，童鷹參股的一家研制機頂盒的公司正計劃將工廠搬到印度去。目前，他們已經聘請了十幾位印度的銷售人員和工程師，工資和深圳差不多。但是，普工工資要低一大截，只有深圳的1/3~1/2。

　　制造環節向印度及東南亞等國遷移只是中國制造業面臨的“腹背受敵、雙向擠壓”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歐美發達國家紛紛出臺政策扶持本國制造業，特別是美國新一屆政府更是力推高端制造業的回歸。

　　不少聲音認為，雖然中美的勞動力成本差距在縮小，但是制造業涉及產業工人、產業配套等，中國仍占有優勢，美國短時間內難以解決這些問題。

　　深圳一些企業致力于提高生產效率，以抵消勞動力成本上漲不利因素。圖為柔宇科技一名員工展示柔性材料打造成的弧形汽車中控產品

　　三諾集團董事長、深圳市政協委員劉志雄是樂觀者之一。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么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制造業大國，要回流到美國沒那么容易。“美國最大的瓶頸是人力，畢業生都去華爾街搞金融了，產業工人遠遠沒有中國多。”

　　無論如何，中國制造業“腹背受敵”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制造業對中國經濟的意義不言而喻。就以深圳這個制造業重鎮來說：2016年，深圳市生產總值超過1.93萬億元，同比增長9%左右，超過年初預期增長8%~8.5%的目標。外界普遍認為，深圳因為有實體經濟，支撐了金融、物流等產業，所以在宏觀經濟環境下行壓力下，表現仍是頗為耀眼。

　　但當地的實體經濟現在也面臨著瓶頸，首要的問題是制造業發展空間受限，產業用地不夠。

　　當地政府已經有所動作。2016年8月，深圳市寶安區試行全國首個區級工業控制線管理辦法，劃定工業控制線總規模70平方公里，保護先進工業。這個面積不算小了，深圳GDP產出值很高的福田區才不過70多平方公里。分析人士稱，這一舉措將為深圳的產業升級樹起一道安全閥，保證工業用地的需要，也是保證深圳經濟結構穩定的舉措。

　　不過，在劉志雄看來，在大規模制造業空間受限、企業運營成本較高的情況下，深圳下一步如果只是簡單地發展制造業，會面臨很大的挑戰。“所以深圳也要走另外一條路：深圳的企業要把產品標準化和大規模化的環節轉到中西部，把專注研發的部門留在深圳，構建制造業原創中心，打造品牌。”

　　劉志雄補充道：“而且在深圳產業多元化以及連接各種國際研發機構、創客的背景下，深圳的定位應該變成全球新科技新產業的創新中心。”

　　在這場中美制造業高地爭奪戰中，留在國內的企業已經在各顯神通。就拿柔宇科技來說，雖然也感受到了勞動力成本上漲等帶來的壓力，但是他們致力于提高生產效率，以抵消這些不利因素。

　　劉自鴻說：“生產效率是每個員工能夠產出的平均價值，是企業能夠控制的。國外的高端制造業生產效率很高，比如說美國的英特爾，基本上連產業工人都是博士，人才技能和人均產值非常高。這就使得他們產品的技術壁壘很高，市場話語權也很大。”

　　對于更多的中小企業來說，將英特爾當作標桿還有點遙遠。他們正在竭力抓住手頭上能改變的細微東西。

　　黃培坤正在優化客戶結構，尋覓愿意為技術買單的優質客戶，提高利潤空間。前不久，他們公司獲得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認定。這意味著，2017年他們公司就可以按照15%來交企業所得稅，而不是2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