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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生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正在諮詢當中，市民最關心的環節，而政府又不得不做的，首選派糖莫屬。然而，究竟怎樣派法?特別是如何理順香港財富的失衡問題?這才是必須深思的關鍵所在。

　　不必諱言，香港整體經濟雖然向好，今年GDP增長料達3.7%，失業率也維持在3%左右的全民就業水平，薪金加幅也跑贏通脹有餘，反映宏觀民生狀況理應不壞;然而，眾所周知，本港樓價和租金長期居高不下，住屋開支所佔市民收入比重愈來愈高，最新供樓負擔比率便攀至68%，這年頭甚而出現了「抽中公屋」相當於「中了六合彩」的可悲說法，反之，沒有公屋的基層以至小康的生活質素無疑相形見絀。

　　有見及此，為了應對居住成本高企的問題，預算案好應有所作為，以理順這個不正常兼不合理的現象。

　　基層小康難免疫樓災

　　先談一點，有鑒公屋居民受惠於房屋福利，好大程度已免疫於樓市之災，所以，就如去年預算案也沒推出公屋免租措施，今年亦沒必要針對向公屋戶派糖。

　　那麼，誰最應分獲得政府的房屋支援?當然是合資格入住公屋、卻又受累政府供應不足而無法上樓的基層家庭。畢竟，為何大家同合資格，一批人就可以低廉租金安居公屋，另一批人卻無奈棲於價高質低的劏房?難道政府可對後者置若罔聞嗎?也莫說，尚有不少富戶佔用公屋資源了。相關不公平和資源錯配的現象，固然須要當局正視處理，政府房屋部門既是責無旁貸，新一份預算案亦宜推出措施針對紓緩這批貧困戶之苦。這個群體接受房屋支援，肯定是理所當然、當仁不讓的。

　　另外，不得不承受高樓價、高供款，又或不得不承受高昂租金的小康一族，縱然慘況比不上上述基層，但其生活艱難亦不應輕易忽視。值得留意的是，這一群人絕對數不在少。查公屋輪候冊上，除了非長者單身申請者，總涉家庭住戶共有15萬戶左右，這個數字當然不少。然而，在公屋輪候冊外，收入剛剛超出門檻、而又低於整體入息中位數的，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普查資料，粗略而言三人家庭便涉約十萬戶，四人家庭同樣有約十萬，五人家庭也有好幾萬，總的來說，即使不計一二人住戶，類似的「高不成、低不就」家庭多逾廿萬戶，對比上述公屋輪候家庭還要多;如果進一步包括小康家庭在內，亦即同樣無法享用公屋福利、而收入僅稍高於中位數的住戶，所涉人數就更加龐大，政府實不能夠等閒視之。

　　政府過去將焦點放到置業困難之上，這固然有利於穩定社會爭取長治久安;可是，在樓價高不可攀的窘困下，許多人均不得不轉租為買，當前政策卻無甚支援措施可言。2016年的數字顯示，全港約250萬住戶之中，有近130萬須要交租;撇除75萬公屋租戶計算，即有55萬戶正在租住私人住宅，佔整體住戶超過兩成。其中，重災區主要集中在收入介乎1萬左右至2萬左右的小康家庭，簡單計算下差不多涉近10萬戶，佔比高約一成。試問當居住成本蠶食了總收入的一半或以上，這些家庭還有多少餘錢剩下?金管局不容許按揭供款多於收入一半，多少象徵了當局覺得住屋開支比例過高並不健康;同一道理，政府可以對租戶的租金困難視若無睹嗎?某程度上，這批住戶的住屋困難不比基層住戶為輕，更遑論遠遠重於公屋住戶了。

　　支援租戶免遭業主蠶食

　　以上都論證出，政府實有必要向私樓租戶施以援手，惟接下來的問題是，到底應怎樣提供援助?

　　的確，任何租金津貼之類的措施，均無可避免會進一步推高租金，而更重要的是，相關款項只怕被業主透過加租來蠶食過去，對租戶而言或恐毫無益處，也僅相當於將庫房的錢平白流進業主口袋。

　　不過，這並不等於政府可以因此袖手旁觀。首先要問：今日香港就無任何租金津貼之類的資助嗎?其實，綜援之下便有提供租金津貼了。進一步言，由派糖到派發生果金，難道不也推高通脹?為何類似政策卻沒因擔心通脹問題而沒有收回?的確，任何津貼的政策背後，所要考慮的是到底受眾能否真箇受惠。租金津貼無疑會推高租金，但只要確保業主難以同步加租，租戶多多少少總能有餘錢落袋——方法是不直接而間接地支援私宅租戶，例如推出稅務減免、以至落實免補價居屋以低於市價的價錢出租，都是政策上的可行方向。

　　宜將租金開支恢復至收入三分一

　　至於租金津貼的幅度，前文《誰是開支增加的最大苦主?》(詳見2017年4月24日《香港商報》A2)曾經提出，無論從歷史數字看，抑或較諸不同階層，小康家庭的住屋開支理應處於收入的三分之一。換言之，爭取透過政策手段的有形之手，來將小康住屋成本恢復到相關水平附近，誠應作為預算案積極考慮的支援目標。(其餘房屋政策例如綠置居、首置上車盤等等，也可將供款目標訂於收入三分之一的水平。)

　　說到底，辦法總比困難多，關鍵只在於政府是否願意幫助租戶困難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