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考虑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高于此前宣称的10%。据称，此举主要是向中国施压，令其回到谈判桌。
这也不难理解。早先，就有专家曾对侠客岛表示，目前并不是谈判的好时候。一方面，美国与欧盟关税的问题还有待发酵，与中东和俄罗斯等国的石油、安全问题都可能有新动向；另一方面，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透露，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很可能将于几个月之后来中国。
粗粗算来，从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到中国应战，中美贸易战的阴影盘旋在国人心头已有半年多。对中国来说，接下来无疑也将有一场比较艰苦的斗争。
但必须明确的是，这轮中美经贸摩擦并非首次。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对外经贸争端中，美国从未缺席。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场贸易战、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场贸易战，还是小平同志主政时期打的。
历史脉络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经贸争端中，美国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浪潮，通常都与当时其经济、外交战略变动紧密相关。
这其中创伤最为深者，莫过于美国政府1934年制订实施的《购银法案》。彼时，中国还是世界上仅存的银本位大国，然而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持续高价收购白银，最终引发了中国白银流失狂潮和全面通货紧缩，结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所谓“黄金十年”。
不仅如此，它还终结了自明代以来沿用近四百年的银本位制度，摧毁了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为19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扫清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前三十年主要实行计划经济，进口都是按照计划执行的，而由于普遍受到西方社会制裁，出口贸易并不发达，因此当时中国很少遭遇贸易战。
严格来说，贸易战主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揭开这一大幕的正是美国。
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第二年，两国就走到了贸易战的地步：美方在纺织品贸易协定谈判中，要求降低中国大陆的配额年增长率，中方不愿单方面让步，美谈判破裂后，美国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实施新配额，中国则宣布减少或终止购买美国棉花、化纤和大豆。
尽管双方最终于1983年9月达成了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但中美贸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开。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小平同志曾在开幕词中铿锵有力地说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联系当时的经贸环境，邓小平所说的“损害我国利益”，无疑也包括美国主动寻衅挑起贸易战。
毋庸否认，当时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与美国差距悬殊，1980美国的名义GDP相当于中国的9.4倍。但得益于中国政府在这场贸易战中采取的果断措施，双方最终赢得了比较合理的新纺织品贸易协定，为此后中国纺织业、外贸发展创造了较好环境。
当初坚决维护中国权益与推进改革开放并行不悖的做法，也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启示。
“怀璧其罪”
以1979—1983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战为开端，中国也在不太长时间里跃居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蝉联”全世界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最大目标国，迄今近30年之久。
可以预见，即使在成功应对解决了这场贸易战之后，未来中国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形形色色贸易战也不会断绝。
为什么？
首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要中国经济贸易成长业绩优良，贸易摩擦压力就注定如影随形。毕竟，在经济成长的“中国奇迹”中，“外贸奇迹”堪称最辉煌篇章。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仅有0.89%，而同年美国这项指标高达21.59%，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有2.21%。
但1978年以来，中国外贸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才持续幅度提升。1981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突破1%而达到1.09%。2015年，中国这项指标达到13.76%，为近代以来最高峰。2016（13.09%）、2017（12.77%）两年，中国这项指标虽然略有下降，但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中国名义GDP总量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近60%的差距，但货物贸易出口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之冠。
正因为如此，中国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外贸奇迹”，也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最辉煌的篇章。取得了这样的成就，遭受一些贸易战压力，自然也正常。
政策取向
当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方面。更进一步说，是其贸易逆差等宏观经济失衡，这不仅导致其与各贸易伙伴的经济争端越发凸显，更加剧了美国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防范、遏制之心。
二战之后初期，顺差是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1968年之前，仅1959年一年出现过6.01亿美元逆差，其余历年均为顺差。1968、1969年，美国货物贸易分别逆差12.87亿美元、9.80亿美元，1970年顺差7.97亿美元，1971年逆差47.93亿美元，1972年货物贸易逆差翻番至96.63亿美元，逆差从此成为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
无需否认，尽管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前科”，但二战后初期美国确实充当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头羊”，在此前60年里主导制定了75%以上的现行国际贸易规则。
然而，随着货物贸易逆差从1970年代初开始成为常态，美国贸易政策发生了实质性转折。
1978，卡特总统在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提出：“自由贸易也必须是公平的贸易。”1985年9月23日，里根总统在《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概念，并组成贸易反击小组；后冷战时代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更前所未有地把“经济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公开宣称：“把进行公平贸易作为扩大贸易的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此举彻底完成了美国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变。
此后，小布什、奥巴马两位总统，向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贸易开战，特朗普则首次在国安战略报告中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将美国的公平贸易政策推向了新高峰。
所谓“公平贸易”政策，其基本逻辑是，认为美国市场开放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其主旨是一方面调整国内经济产业，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消除贸易伙伴“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大门。
其一些论点未必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在美国一贯的单边主义作风之下，别国的措施“公平”与否，完全由美国单方面认定，这就使得“公平贸易”政策不得不更慢慢沦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大棒。
“遏制”策略
不仅如此，由于山姆大叔是个守成霸权，占据国际经济政治霸主地位已经70余年，因此必然格外警惕防范新兴大国挑战其霸主地位。
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指责，归根结底是一个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范遏制。
一般来说，守成大国遏制新兴大国策略，首选制造内乱，其次离岸制衡，最终选择是硬实力对抗。其中，制造内乱包括三方面内容：诱导新兴大国内战、扶植“民运”势力开展“和平演变”、以民族宗教问题为突破口制造内乱。离岸制衡包括政治军事冷战和冷战后的经济制衡。如当时美国在亚洲组织所谓“共产主义防波堤”，大力扶植日本、韩国；硬实力对抗策略则包括军事热战、经济竞争，而经济竞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贸易战。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美国对新中国首先采取了硬实力对抗之热战策略，其结果是朝鲜、越南两场战争失败，中国则藉此一举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任人欺辱形象。美国遏制中国策略重心，随之转向离岸制衡之政治军事冷战，但结果是中国在贸易禁运中自主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打破了外交封锁。
当贸易和外交封锁策略失败、美国为了对付苏联不得不转向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时，美国遏制中国策略的重心随之转向制造内乱策略。不过，这但最终也遭遇失败，并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中美两国的“自伤性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遏制中国策略重心不能不转向硬实力对抗之经济竞争策略。中美贸易争端频率加密，烈度上升，其来有自。也正因为如此，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个阶段。
就当前而言，在近二十年来的美国总统中，特朗普最重视重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其政治基础最倚重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企图通过贸易保护重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产业链，在对外谈判中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滚刀肉”风格，喜欢玩弄恫吓术，所以第一个回合就搞出对500亿美元进口额加征关税的大招，进而又威胁要对5000多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在以前的美国总统中是不可想象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美国选举年、经济萧条年也是中美贸易战高风险年。今年正值中期选举年，美方对中国发动了这场贸易战。2020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而且按照美国经济周期运行规律，2020年美国经济很可能陷入萧条，甚至再次爆发次贷级金融危机，届时中国是否会再次面临超大规模中美贸易战？中国反危机政策调控空间何在？对此，我们需要前瞻性。
贸易战本身不是好事，但又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另类证明。为避免贸易战，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多年来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贸易战爆发前的最后一刻。
既然事实已经证明某些事情不以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挺身迎战。我们既要应对外部压力的挑战，又要把贸易战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一场难得的“压力测试”，发挥我们体制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改革和扩大开放，不断提高我们的效率，自强不息。
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上的这段开幕词依然值得重温：
“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文/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