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2018年8月24日，滬港合作第四次會議在香港舉行。每次看到或聽到關於香港和上海合作的新聞，我總會想起1842年8月29日簽署的《南京條約》決定香港被英國割佔和上海被列入與英國通商的5個中國沿海城市之一。從中國近代史開端起，香港和上海的命運便形成了關聯。

　　176年後，香港和上海一同走到了新的歷史起點。回歸祖國已21年的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開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其重要標誌之一，是國家開始啟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經歷了40年改革開放，尤其20多年浦東開發巨變，上海走在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前列，其重要標誌，是國家確定到2020年上海將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滬港合作第四次會議在如斯背景下舉行，其意義不止於兩城雙邊合作的新協議，更在於兩城是否以及如何以既合作又競爭的姿態，各自在國家發展大局和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最後也是最為關鍵的階段發揮重大歷史作用。

　　就在滬港合作第四次會議舉行前一個多月，7月18日，《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正式印發，明確宣布到2020年長江三角洲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有關城市將建成世界級城市群。

　　就在滬港合作第四次會議舉行前9天，8月15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確定建設「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打造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中央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在香港建立中國科學院院屬研究機構。

　　須處理兩地間兩條「邊界」

　　毋庸諱言，上海在長江三角洲的「龍頭」是眾望所歸，長三角諸城之間以及長三角與內地其他省市自治區之間沒有「有形邊界」(出入境管制)，便利商品、服務、資金、人員自由流動;無論上海對長三角其他城市還是長三角對內地其他省市自治區的經濟輻射力，都取決於上海和長三角自身經濟能力。相比較，香港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龍頭」卻是「眾望」而「不歸」。「眾望」是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都有推舉香港為首的意願;「不歸」是指，歷史遺留的「有形邊界」(出入境管制)以及相應的「無形邊界」(意識形態差異)，阻撓香港發揮帶頭作用。

　　坦率地說，上海不會因為香港前進是快或慢而放鬆其發展自身的努力，香港卻必須妥善處理她與廣東省珠三角9城的「有形邊界」和「無形邊界」，才能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和國家發展大局。

　　唯有從這樣的背景和角度去看，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才會領會中央為何堅持對「港獨」「零容忍」。因為，不堅決遏制「港獨」，「本土主義」就會氾濫;不堅決遏制「港獨」和推動香港傳統核心價值增添「一國」新元素，香港社會就難以形成遵從中央領導特區的風氣，而沒有這一些，香港就難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和國家發展大局。

　　「拒中抗共」政治勢力阻撓高鐵「一地兩檢」失敗了，但他們不甘心。8月24日吳靄儀在《明報》評論版發表《處處生機 何來絕望?》，宣稱：「在雨傘運動我看到了新路向。的確，雨傘運動的真正議題還未得到認真討論，雨傘運動的意義仍未有人真正立傳，這是一項充滿意義的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的討論。莫忘初衷，不論36年前還是4年前，我們的工作目標仍然是：在當下的現實情況，我們怎樣做才能最有效地去維護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現實情況必然有利有弊，問題在於如何利用有利因素改變不利因素。我們的原有生活，是多元化社會的生活;我們的制度，就是能保障多元化社會的生活方式的制度。歷史不忘，禮崩禮還在，樂壞樂還在，我城不會夭亡!」作為個人，吳靄儀有言論自由和選擇生活方式自由，但是，她為香港前途和命運開出的方子決不能接受，因為，不可能讓香港明天更好，只會讓香港「東方之珠」失色。

　　特區政府必須引導社會各界豐富「一國兩制」，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成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