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桥通车后，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进步很大，惟有软件方面的革新是关键，要素流通须再优化。

　　豬年前夕，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受訪時表示，在過去一年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已經形成，有關配套實施方案正在制定和完善。港澳穗深四大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也已經明確。最近，接受本報訪問的專家指，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的定位，切合了這四個城市本身具有的優勢和短板，避免在城市分工、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發展和港口功能方面，出現重疊和激烈的內部競爭，打開了更多合作空間；惟現時灣區內部的要素流通尚不通暢，這給四大中心城市的協同合作造成困擾。即將出爐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上述制約，結合內地集中力量辦大事和港澳地區自由市場的優勢，實現大灣區的共同發展。

　　香港商報記者伍敬斌

　　按照國家給出的功能定位，四大中心城市中，香港主要是鞏固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澳門主要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廣州主要是充分發揮國家中心城市引領作用，全面增強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通樞紐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深圳主要是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努力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

　　專家認為，這實際上是要這四個中心城市發揮自身已有優勢、規避自身短板的一種規劃，讓該地區逐漸形成「香港、澳門+內地+服務+資本+產業X」的發展模式，同時避免在城市分工、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發展和港口功能方面出現重疊和激烈內部競爭，達成統一的合理定位及協調機制。

　　引導核心城市走向協同發展

　　香港理工大學教授、太平紳士劉佩瓊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定位是基於目前四大城市本身已有的基礎。香港在金融服務業方面的優勢顯而易見且無可比擬，可向大灣區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但製造業在香港卻無發展空間，所以香港定位於金融中心；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產業在全國都是數一數二，製造業從高端到低端向周圍輻射影響力很大，可作為大灣區經濟發展的引擎；廣州是廣東的政治、經濟、交通網絡的中心，地位本身就較高；澳門是全國唯一的「賭博合法」城市，且與葡語國家關係密切。每一個城市都有獨樹一幟的特點和優勢，明晰的定位有助於將它們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打開更多的合作空間，並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形成互補。

　　對於四大中心城市如何更好地發揮協同作用，劉佩瓊希望粵港澳三地能夠有更深的融合。她認為，大灣區建設主要是經濟建設，而這主要體現在經濟一體化的深度融合，以便更合理地調配資源，更有利於擴大市場。

　　縱觀世界三大灣區，其核心城市和外圍城市之間，都形成了高度協同化的分工模式，合理布局提高了區域競爭力。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必然要既體現進一步走向國際化的戰略定位，也表達國家對珠三角城市群規劃的一個轉變--從單一城市的規劃建設轉變為圍繞「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協同發展。

　　多中心灣區具獨特性必然性

　　「多中心的設計在世界各大灣區中是獨一無二的！這種設計對於粵港澳大灣區來說，有非常現實的考量。」劉佩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之所以有四個中心，最大原因就是它的範圍比較廣大，規模比別的灣區大得多。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東珠三角地區的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目前常住總人口約7000萬。港澳與珠三角分別屬於三個不同的行政區域，稅收、法律都有所不同，而其他灣區只是一個大城市，其規模與複雜性都無法與粵港澳大灣區相比，這也導致了粵港澳大灣區多中心的必然性。

　　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港澳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接受本報訪問時指，關於四個中心的設定，粵港澳大灣區有其獨特性。不同於長三角是以上海為首的兄弟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有兩個行政特區、一個省會城市、一個經濟特區，三個關稅區，四個頭部城市，誰也調度不了誰，使得多中心協作互助成了這個區域最好的交流方式。粵港澳大灣區是一種綜合性國家戰略，不能簡單地從經濟發展的規劃去理解。除了經濟外，還涉及到「一國兩制」，也涉及到民生方面，所以四個中心城市也不能用單一的經濟功能來看待。

　　至於如何避免大灣區內部激烈的競爭，張玉閣認為，每個城市產業側重不同，這不意味着其他產業就不發展，何況是在三個經濟體量都是超過2萬億元人民幣的特大城市之間。大灣區城市之間有競爭關係是很正常的，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協調可能也會出現問題。從中央角度來說，如何發揮各個城市的長處，協調各個城市的訴求，就是規劃的意義所在。規劃文本的起草過程就是中央和地方密切溝通的過程，中央了解各地方訴求之後再達成共識，規劃就會最終出爐。以後各地方再有分歧，就按照規劃來做。當然這是一種理想狀態，未來四大中心城市要如何共惠共榮，還需時間磨合。

　　專家觀點

　　●香港理工大學教授、太平紳士劉佩瓊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主要是經濟建設，而這主要體現在經濟一體化的深度融合，以便更合理地調配資源，更有利於擴大市場。粵港澳大灣區之所以有四個中心，最大的原因是它的範圍比較廣大，規模比別的灣區大得多。

　　●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港澳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張玉閣

　　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的優勢與合作的空間是十分明晰的。目前「硬件」方面在港珠澳大橋通車後，粵港澳大灣區的交通已經進了一大步，關鍵在於「軟件」方面的革新，打破固有的行政壁壘。

　　灣區共惠共榮 要素流通是前提

　　在大灣區戰略構想提出之始，如何實現粵港澳三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互利共贏、共同繁榮的討論就沒有停止。如今，四個中心城市的提出，將這個問題再次擺在面前。

　　大灣區歷時性因素共時存在

　　對此，張玉閣表示，這其實仍然是一個區域合作和區域一體化的問題。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的優勢與合作的空間是十分明晰的：香港金融為珠三角製造業輸血，澳門繼續發展旅遊，帶領大灣區開拓與葡語國家的合作。而將這些合作空間轉化為現實合作的關鍵就在於要素流通。目前，硬件方面在港珠澳大橋通車後，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已經進了一大步，關鍵就在於軟件方面的革新，打破固有的行政壁壘。

　　張玉閣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特點就是歷時性因素的共時性存在：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產業都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存在。一般來說，灣區經濟中，發展脈絡是很明晰的，比如東京灣區和舊金山灣區，都是從港口經濟發展到工業經濟再發展到服務經濟，最後發展到創新經濟，每一個發展階段是對上一個發展階段的替代。而在粵港澳大灣區，這個發展脈絡並不明顯，更多地體現為港口經濟、工業經濟（珠三角）、服務經濟（港澳）和創新經濟（深圳）在同一時間點並存，這也是通常所說的粵港澳優勢互補的基本面。所以，在粵港澳大灣區中，要素流動顯得尤為重要，尤其是人員流動，必須要更方便、更快捷。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創新和商業機會就會受到很大制約。

　　要素流動必須優化再優化

　　「要素自由流動是市場化配置資源要素的基本條件。」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曾表示，要以法治化和市場化來發展粵港澳大灣區。那麼，要素流動就必須要優化再優化，而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中，這一點必然會有體現。

　　目前，港澳與珠三角之間，人員流動的時間成本仍然較高；物料流動，特別是高端科技產品與藥品流動阻礙仍然較大；研發資金流動不自由，網絡溝通也不暢通。張玉閣表示，很多不能流通的領域可能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但如果要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融合，對此必須從國家層面加以考慮。內地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有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優勢，香港有大市場的優勢，如果這兩個優勢之間卻有一道牆間隔起來，那麼大灣區的共惠共榮將無從談起。

　　張玉閣指，粵港澳大灣區從經濟體量上已經是世界級灣區，差距可能在質量上。但在不久的將來，通過國家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合理規劃，它與世界三大灣區的差距會越來越小。必須相信，國家的強盛與灣區的發展是水漲船高的，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十分可觀。

　　四城發展樽頸亟待破題

　　大灣區之中，港澳廣深是最有代表性的四個城市，它們在功能定位上又各有分工、各有側重。除了共所周知的優勢，它們也面臨着各自的發展樽頸。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服裝製造和貿易發家的香港就逐步放棄了實體經濟，完全走向了服務業。資料顯示，香港金融、旅遊等第三產業長期佔比90%以上，製造業佔比不足2%，地產和金融兩個行業在香港的發展也已到達「天花板」，進場需要高昂的基礎成本和資源量，這讓許多年輕人倍感壓力。

　　深圳同樣面臨着一些發展困境，土地有限、資源短缺、環境承載力透支等問題讓深圳特區陷入了「中年危機」，地價、人力成本節節攀高，科研人才緊缺的問題也接踵而至。

　　廣州的問題與深圳類似，只是廣州作為老省城，政治地位保證了其人才梯隊建設，但這也制約了廣州的改革步伐，影響了廣州的發展效率。

　　澳門則面臨着收入結構單一、脆弱的問題。博彩業是澳門收入的主要來源。2016年數據顯示，博彩業佔澳門GDP的58.3%，佔總財政收入的75%。除了博彩，旅遊也是澳門的重要收入來源。但是，澳門賭場客源80%來自香港和內地，經濟結構屬於一種變相的外向型經濟，極易受到外部衝擊。

　　至於珠三角其他城市，則更加面臨人才奇缺、交通受限等問題，而且整體產業缺乏布局，陷入低端競爭，亟需一劑強心針。

　　因此，從此角度而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可說是生逢其時、水到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