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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遠富
執筆之時,正值2019年的6月12日。一整天,幾乎所有的香港電視媒體都將鏡頭鎖定在了金鐘立法會大樓前。各個不同角度之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幕幕似曾相識的畫面:夏愨道、龍和道、添美道等中環一帶主要交通要道上,聚集著無數激動且憤怒的「民眾」;水馬、柵欄一字排開,胡椒噴霧、催淚彈的煙霧四處瀰漫;「民眾」的呼喊聲、警察的呵斥聲此起彼伏……恍惚間,一切似乎回到了5年前。
反思佔中與暴力衝擊
幾乎同一個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群人,以同樣非理智乃至暴力的方式,讓香港的歷史,兜了一個大圈,卻最終回到了原點。
2019年本應該是香港從混亂和迷茫中重新找到方向的一年:4月9日,「佔領中環」的9名主要被告被裁定有罪,並於24日各自領刑。5月9日,再有兩名被告因參與2016年的旺角暴亂被判重刑。
至此,「佔領中環」和旺角暴亂這兩件香港回歸以來,最主要的社會治安事件,應該已經有了法理上的釐清和定論。但是在社會層面上,或者說在一部分人的心理和認知層面上,兩個事件對香港社會的衝擊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思辨。所以,當立法會再一次被暴力圍攻衝擊,當香港立法進程再一次因為暴動被拖延擱置的時候,《亞洲週刊》與零傳媒這本名為《香港拒絕傲慢與偏見》的評論集,生逢其時。
這本評論集以「中環一筆」作家群為創作主體,與此前5本評論集:《香港:傘裏傘外博弈》、《血色旺角前世今生》、《我們是香港真本土》、《回歸20年,香港浴火重生》以及《香港超越內耗》一脈相承,然而在思考的深度與層次上,《香港拒絕傲慢與偏見》更進了一步。
比如,香港資深傳媒人潘麗瓊在《從群眾心理學角度看「佔中」的黑暗面》一文中,就提出了一個在當下頗值得思考的問題:「香港為『佔中』付上了沉重的代價,法官頒下判詞了,為何仍未能平息社會分化?」
摒棄傲慢與偏見
再比如,香港著名傳媒人劉瀾昌在《二十年以來香港「癥結」仍未解決,港人是如何治港的?》一文中也叩問:「回歸了二十年,到底『治港』關鍵是什麼,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眾多簡單卻又深刻的發問,最終落腳在兩個樸實的詞彙——「傲慢」與「偏見」。香港的傲慢是什麼?香港的偏見又是什麼?最簡單的問題往往最難回答。 而在陳莊勤律師的《停滯不前的香港,還要過分傲慢下去嗎?》一文中,答案卻直指要害:「香港回歸中國二十一年,很多香港人犯上最大的毛病,是認為『一國兩制』下,相對於內地社會主義制度,港式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絕對優越性不會改變。從而回歸二十一年來,從官方到民間不但不思變革,有些人對內地自改革開放至今風起雲湧的變化,還持有一種傲慢的態度,輕視或是故意忽略和鄙視;無視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斷變革所帶來的經濟上的巨大成就,和通過變革帶來制度上的不斷優化。」
如此直接而又坦然的剖析,在如今充斥著戾氣的香港輿論場已然珍貴而少見。在簡?奧斯丁的同名小說《傲慢與偏見》最後,幾經磨合,達西先生放下了傲慢,伊麗莎白也摒棄了偏見,最終走向了圓滿和美好。同樣的,對於未來的香港而言,能否拒絕固有的傲慢與偏見,或許也決定了香港能否抓住新的歷史發展機遇,真正實現已經遲到了20多年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