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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末，一位朋友給健聞電話，說他89歲的母親中風住院，一個月內被迫轉院三次。每次轉院時，母親均未脫險。但在醫院方面，要麼說是住院天數有限制，要麼說是住院費用有上限。
朋友說，打電話不是為了抱怨，而是想問問，原因是什麼?能解決嗎?需要多長時間解決?
我們是媒體同行，都持漸進改良立場。我們不信日月換新天，只信日積跬步，不棄涓滴。然而他的問題也挑戰了我們的自信——
八點健聞已上線一周年，作為媒體人，我們自認為可在醫療健康領域，藉理性之框架，梳篦蕪雜之現實。並相信萬物皆有解，即便是次優解。
回溯2019，中國醫改波瀾壯闊：藥品带量集采，醫保目錄談判及動態調整，啟動醫保版DRGs試點，醫聯體及醫共體兩級診療機制，給社會辦醫國民待遇，促進醫生自由流動，全國統一的電子醫保卡和電子健康卡，國產新藥PD-1抑制劑上市……
所有這些勵精圖治的宏大圖景，卻不幸在這一年底與一件悲劇性的個體事件相遇。這再次表明，無論我們如何相信理性的力量，但現實依然以它的悲傷和深沉，以它天然的不完美、不確定挑戰我們的信仰。
悲劇性事件在世界醫改史上屢見不鮮。無論是“社會主義醫療典范”的英國NHS體制，還是“平等主義模范”的加拿大NHI體制，都出現過個別患者在一個看似強大完善的體系中四處碰壁，乃至不得醫治而死的悲劇。再放眼德國、法國、日本、斯堪的納維亞諸國，這些在WHO醫療體系評級中名列前茅的國家醫保體系，在其建立、修正與演進過程中，無一不持續地充滿沖突。
我們看到，現實中的悲劇與沖突，為世界各國提供了改革的動力，提供了難得的政治契機與時間窗口。在中國，發生在2019年底的悲劇事件，是漫長歷史演進的偶發性後果，它們固然給改革者造成了壓力，但也為改革注入了更大的外部動力。自廟堂之高，至江湖之遠，全民對醫療改革的呼聲高漲，這正是前所未有的機遇。
中國自1998年起啟動城鎮職工醫保，于2003年發起新農村合作醫療，又于2007年開展城鎮居民醫保，從而以三大體系覆蓋了幾乎全部國民。這一路徑，符合世界各國醫改的路徑——即先以覆蓋起步，從而首先達成社會的倫理目標：所有國民均有享受醫療保障的權利，國家應實現對全體國民的醫保覆蓋。
在倫理目標之外，一個覆蓋全民的統一醫保體系還具有天然的經濟優勢——可以促成“單一購買人”的誕生，並以其強大談判力，與以醫院、藥企為主體的供給方進行強勢談判，從而形成有利于患者和支付方的醫藥市場價格。
在中國，這一改革並不順利。城鎮職工、城鎮居民及新農合三大醫保體系長期沒有完全打通，長期難以形成真正的單一購買人。從而，在過去十年，支付方缺乏與供給方的談判力量。
2018年國家醫保局成立，集合了三大醫保體系，成為真正的單一購買人。人們很快看見，如同所有顯性及隱性地采取單一醫保體系的國家一樣，國家醫保局同時在兩線突圍：一是針對藥品供給方展開供需談判，此舉收效顯著，虛高了數十年的中國藥價在2019年轟然倒塌;一是針對醫院和醫生，這一供需談判才剛展開，而尤為復雜艱難。
為什麼?
原因有二。其一，相比有形的醫藥產品，以人力資本和勞動為基礎的醫療服務天然難以量化。DRGs已將對醫療服務的量化做到極致，但仍有不少難以企及之處。
其二，作為中國醫療服務主體的公立醫院，長期以來是一個角色分裂的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起，自由市場理念風行，中國公立醫療體系一度奉市場機制為圭臬。此後數十年，公立醫院一方面仍存體制內的身份，並被作為事業單位嚴格管理，另一方面卻被完全推向市場，成為在市場中拼殺的企業。
于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以地市為統籌單位的分散的醫保基金，都在面對名為公立、實為私營的萬余家公立醫院。在這一高度分散的醫療市場供需談判中，醫保方長期處于力有不逮的狀態。
2018年，國家醫保局設立，形勢發生重大逆轉。談判桌的這一邊，過去的數百個醫保談判人，已經集中為一個強大的單一談判人和購買人;談判桌的另一邊，作為供給方的醫院，卻至今尚未形成明晰、集中的談判代理機制。
這一局面，表面上對醫院和醫生群體不利，實質上是對全局不利。這是因為，“醫保-醫院”談判絕非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而在于尋求一種持續、動態的供需平衡——這正是世間辯證法。平衡的過程，也即合理的醫療服務價格形成的過程，虛高的藥價被降下來後，醫生應該獲得更具競爭力的陽光化收入。平衡的結果，既決定支付方的成本，亦將決定供給方的行為模式，而供給方的醫療服務行為，又將影響中國億萬患者的就醫體驗。
展望2020，我們可能看到：
中國醫改的主導者依然是醫保。改革主線仍將延續醫保—醫藥、醫保—醫院的兩大供需談判市場，後者將尤其是重中之重—— 一個強大的國家層面的單一購買人，集中代表建立在各省、地市醫保統籌基礎上的數百個醫保基金單位，將持續、常態化地與醫藥、醫院供給方展開談判。
一個長期角色分裂的公立醫院體系，將藉由強大的“單一購買人”之力，被逐步拉回到名副其實的公共服務體系。此種情形，我們在四十年代NHS初創時看到過——英國政府將醫院逐步公有化，並最終將原地方醫院、私立醫院和慈善醫院的醫生，全部轉化為政府雇員。
一個逐步被拉回真正公共服務框架的公立醫院系統，通過自身的服務能力，將奮力競爭醫保基金(也包括患者自付費用)。但這個體系勢必要建立集中、有效的談判代理人制度，非此不能保障醫院與醫生的權益，亦非此不能最終保障患者的權益。
一個發展緩慢、但仍在持續演進的民營醫療市場。它的繁榮與機遇，將主要取決于醫生人力資源的解放與自由流動——只有面對自由流動的醫生人力資源，民營醫療與公立醫療才能擁有真正平等的競爭規則。
一個激烈整合的醫藥和醫械市場。如今的數千家藥企將在未來數年持續削減。最終，這一數字可能縮減到一千家以下。這些企業將通過真正的產品研發與升級，為患者提供療效更好的產品，而非灰色市場手段，來構建真正的競爭力。同樣，它們也要做好一切准備，以面對與單一購買人的持續供需談判。
一個產業規模不大，但卻格外重要的醫療信息化市場。這是因為，所有的供需談判，所有的規則建立、利益重組，均不再能依靠抽象的道德約束和口號，而必須依靠真實、完整、有效、共享的信息和數據。
一個繼續演進的互聯網醫療市場。同樣，在醫生人力資源真正解放之前，這個市場的發展不會太快。
一個雄心勃勃的互聯網醫藥市場。同樣，它的真正爆發，仍要等待醫保—醫藥、醫保—醫院兩大供需市場的改革突破。
最後，一個永遠都在感恩與埋怨、熱盼與失望之間搖擺糾結的患者人群。從最大的統計層面，這個人群等同于我國的全體國民。在全部宏大而精致的醫保體系中，他們看似處于模糊的地位——作為消費者，他們的需求滿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醫院和醫生;作為支付人，他們被動選擇了醫保作為其代理人。這個人群，包括你，包括我，是所有體系的真正主角，是全部改革成效的終極指針。
站在2020年的第一天，我們祝福每一個人，在生病的時候，能夠找到治病的藥，能夠付得起錢，能夠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長河中，面對疾病時，生比死更偶然。
比如說，藥物是人類對抗死神的最重要武器之一，而現代制藥工業的歷史不過200年。1820年，第一代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奎寧才被生產出來，在此之前，一旦爆發瘧疾，就是大面積的人口消亡。
即便到了現在，有時候也無法准確解釋，疾病會在什麼時間降臨到誰的身上。某種意義上，那些不幸患病離世的人，是此世間我們其他人的替身，因為他們被選中，所以我們還活着。對他們的治療經驗，最終也將造福于我們。
祝福他們，也就是祝福我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