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立青

　　成立經濟特區40年來，深圳無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一成功效應，不僅是中國意義上的，也是世界意義上的。由美國學者馬立安等撰寫、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作序的《向深圳學習》在美國和中國的出版，就是深圳成功故事引起全球矚目的一個最新例證。

美國作者馬立安。

　　在敘述深圳的成功故事時，人們往往因襲一個「從無(零)到有」的基本模式，比如廣為流傳的「小漁村」隱喻就是。自然，作為一個新事物，經濟特區對於中國的制度創新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但就其成立邏輯來看，它其實與新中國建制以來的政治體制傳統和施政過程及特點緊密相關。換言之，「深圳」並不完全是「從無(零)到有」或無中生有的。這可從如下有內在一致性的兩個方面來把握：一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央通過對地方放權來推動發展，二是通過地方試驗、樹立典範的適應性治理。就前者來說，正如美國學者謝淑麗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一書中所指出的，中國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條不同的成功道路，原因就在於鄧小平改革實際是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地方分權化」基礎上進行的，這就是中國1978年後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鄧小平的整個改革繼承了這一政治邏輯並從中獲益，如首先在廣東和福建建立「經濟特區」，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方考察」，都與毛澤東依靠地方、發動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轍。而本書也明確指出，「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一個特點是，自上而下的有計划發展和自下而上的沒有計划的發展齊頭並進」。就後者而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治國理政的一個典型做法是通過樹立模範來推廣各項相關政策。而在新時期，呈獻在世人面前的典範，就是作為改革試驗田的深圳。

　　一方面，《向深圳學習》從政治經濟學的宏觀視角描述深圳模式的形成、成就和問題，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何將「深圳經濟特區」發展成為「深圳樣板」，也即深圳從一個不循規蹈矩的特例演變成人人效仿的「模範」城市，成為官方規划和政策指引下成功發展的範例，從而被納入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國家敘事中來。但另一方面，與一般的對於深圳發展成就的主流敘述又有很大不同，《向深圳學習》的寫作毋寧說是基於一種相當自覺的民間學術立場：「我們的調查研究既不側重國家制定的方針政策，也不側重全球經濟的市場力量……我們的研究將把那些常見的深圳發展史敘事中未提及的眾多參與者和團體呈現出來。」

　　「另外一些人和一些其他要素」包括土地和戶籍制度改革、流動人口和邊境管理等，它們既使「時間」獲得了空前加速，也使「空間」發生巨大變遷。「地理空間」在此得到了高強度的重視和關注，比如香港、二線關、城中村等，它們構成了解析中國適應性治理密碼的鑰匙：因為「當年把改革開放作為一種試驗，沒人預先知道答案」，在作者們看來，深圳經濟特區的「不期然的發展淵源」是重要的，「這一發展歷程並非總是沿着從規划到政策形成再到政策實施這樣一個線性序列展開」，而其典型徵候，是「城中村」。

　　作為當代中國農村與城市混雜共生的經典範例，在「城市包圍鄉村」中形成的深圳「城中村」，既具有鄉鎮的自主特權(如舉辦村辦企業參與全球化產業鏈生產)，又具有城市發展的活力(如為接近一半城市人口提供廉價住房)，可以說是特區中的特區。作為深圳城市化發展支點的城中村，它既折射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變化的複雜歷程，也展現了城市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難題：在農村土地出讓政策制定、城市擴容以及把農村當做城市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城中村的「重新發現」和重新改造方面，鄉村與城市表現出不同的訴求與反響。

　　深圳的經濟發展、城市建設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如該書所述，假如「北京」代表國家權力，「香港」代表境外資本和自由經濟，「寶安」代表特區成立之前的本地居民和農村集體經濟制度，那麼在破除寶安舊的體制、規划深圳的發展以及應對世界體系的變化等方面，深圳都有着自己獨特的內在邏輯，依賴於創造性地使不相容的社會、經濟和司法制度相互結合，從而成為中國適應性治理的城市典範。

　　傅高義曾說，在深圳身上，蘊藏並見證了中國改革發展的諸多可能性。《向深圳學習》一書，對此無疑都有着最為鮮活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