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日前安排「十四五」規劃宣講團來港，向各界詳述「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帶來的廣闊發展機遇。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新近發表「新時代工運」論述系列文章，題為《從財富公平分配向「共同富裕」出發——論新時代工運之四》。文章指出，作為全球最富裕城市之一的香港，竟有超過100萬人活在貧困當中，實在令人羞愧。他指出，解決困擾香港發展的深層次矛盾，縮短貧富差距是中央交給特區政府以及治港愛國者們不可推卸的硬任務。

   他以跨代貧窮職貧窮、在職貧窮、兒童貧窮、長者貧窮等幾大貧窮階層為例，歷數香港社會貧窮亂象，指出扶貧要想扶真貧、真扶貧，就不能搞修辭文字遊戲，不應自滿於做過就算，卻不重效果。只扶貧不脫貧的理念是在原地打轉，顯然不符合新發展理念，難以滿足新時代的需求，沒有體現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理念。

   吳秋北指出，財富集中的問題導致社會不公，累積深層矛盾，也嚴重窒礙產業多元化發展。回歸至今都未有改善，還在持續惡化，證明社會的財富再分配功能嚴重失效。這是治港愛國者不可迴避的問題。

   他強調，財富公平分配要符合「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他建議，政府制定政策時應更具前瞻性，相關措施要符合「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他指出，政府在經濟上的角色不單是推動經濟發展和效率的提高，更重要是發揮財富合理分配功能，適當增加稅收增強政府穩定收入，讓貧窮市民獲得更多的支援。

　他亦建言，政府要有完善的策略和時間表，做到有系統的精準扶貧，對症下藥，同時亦要定期公布進度成果同埋政策檢討。

　吳秋北聯繫內地全面脫貧的成功經驗指出，事實證明只有系統性、恆常性的配套措施才能是「扶貧、扶智、扶志」的有效措施，有效的扶貧脫貧是為社會減負，讓人人有機會，也有利於市場健康、可持續的發展。新時代工運更要廣泛團結社會各方力量，主動參與、督促政府更好進行財富分配，達至共同富裕。

全文如下：

　《從財富公平分配向「共同富裕」出發——論新時代工運之四》

　吳秋北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

　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老子：《道德經》

　特區政府早前舉辦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宣講會，隨後貿發局舉行高峰論壇等活動，讓各界能更準確把握未來發展方向。正如諸位講者所言，香港未來發展最大的機遇在內地。香港要提升競爭力，打造新優勢，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尋得自身新的經濟增長點。「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綱要中均有篇幅談到香港，路線清晰，目標明確。

　客觀來講，中央政府制定國家發展規劃已到第十四個五年，經驗豐富，切實可行。事實證明只要上下一心，集中精力謀發展，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幸福，得到人民的擁護，規劃就能落實，發展遠景就可兌現為眼前美景。而對香港而言，「發展」也不是新課題。當社會各界達成共識，回歸到發展經濟，解決民生問題的正軌上，香港定能成為實現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強大驅動助力。

　「貧富懸殊」還是「共同富裕」？

　隨着港區國安法實施及展開執法工作，愛國者治港原則和新選舉制度的落實，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進入了新階段，社會恢復穩定，經濟發展重新啟程，如何在新一輪發展中避免貧富差距的擴大，以至收窄貧富差距，政府制定政策時應更具前瞻性。新時代的發展機遇不應被財閥所壟斷，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是機遇共享的社會，各階層都有權利在新機遇中，有所貢獻，有所收獲。然而，貧窮卻總是將基層群體擋在機遇的大門之外。《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提到特區政府的扶貧理念，便會發現其思維非常過時。比如說到就業更生，只被動地應對失業，對在職貧窮的幫助明顯不足。在2019年，非綜援在職貧窮人口達到66.4萬人。他們不是沒有就業，而是就業所獲得的收入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更有甚者，就是工資過低而工作時間過長，導致無法改進技能，只能困在原有的「貧窮模式」。再比如跨代貧窮，更是階層固化的重要原因。為青年人創造向上游的機會，先要幫助新一代脫貧，扶貧要想扶真貧、真扶貧，就不能搞修辭文字遊戲，不應自滿於做過就算，卻不重效果，只扶貧不脫貧的理念是在原地打轉，顯然不符合新發展理念，難以滿足新時代的需求，沒有體現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理念。

　扶貧應是整體配套，而非像西方那種以福利保底、基本失敗的傳統思維。政府一方面沒有決心幫助弱勢群體提升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一方面任由市場自由壓榨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又以現金扶貧消磨勞動原動力，長此以往，這種扶貧思路只會弊大於利。而對於同樣有份參與社會建設的在職貧窮人士，他們是現行剝削制度下的受害者，在無法獲得能支持其基本生活和發展的合理工資的同時，卻在政府一大堆標準設定下，被排除在扶貧對象之外。現時香港更多是使用相對貧窮線來制定扶貧政策，未來需檢討是否需要同時制定絕對貧窮線，並在絕對貧窮線的基礎上，補貼在職貧窮者的收入，提供真正的脫貧機會，令其有充足資源投資自身發展，脫離原有的貧困生活模式。即便是遵循市場競爭原則，政府也應該發揮平衡作用，在資源分配、收入分配環節促進公平，彰顯公義。

　除在職貧窮外，香港的兒童貧窮問題令人憂慮，兒童貧窮又與貧窮家庭相關。兒童貧窮問題是2020年十大關注議題之一。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2019年，政策介入前的貧窮兒童達到25.3萬人，兒童貧窮率為24.9%。而在提供恆常現金的政策介入後，貧窮兒童人數減少至18.1萬，兒童貧窮率仍達17.8%，而且這種現金津貼有否真正落實到改善兒童自身的貧窮狀況，難以肯定，顯然這不能視為完善合理的扶貧措施。長者貧窮是另一個重點，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2019年，政策介入後的貧窮長者人口仍達391,200人。長者貧窮可以是累積的，比如原先已處於貧窮狀態，到晚年未有扭轉。也有是因為晚年健康轉差，導致醫藥費負擔過重。同時，沒有工作能力，但要承擔高昂租金，致使長者積蓄迅速耗盡，跌入貧困境況。首任特首董建華在任期間便已提出「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期望讓長者都能安享晚年，目標把長者平均輪候公屋時間縮短至2年。但諷刺的是，根據房委會數字，在2021年3月底，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3.6年。可以說，這個問題早在回歸之初已知，但到今天不但仍未解決，更有惡化的趨勢。

　早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指出，要「消除影響香港社會政治生態好轉的各種痼疾，衝破制約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突出問題，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治理能力和水平」。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縮短貧富差距是中央交給特區政府，治港愛國者們不可推卸的硬任務！

　「財富再分配」要符合「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

　政府在經濟上的角色，不單是推動經濟發展和效率的提高，更重要是發揮財富合理分配功能。明顯地，香港政府在收入再分配的表現未如理想。香港2016年除稅及福利轉移前的堅尼系數已達0.539，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仍高於0.4的警戒線。作為全球最富裕城市之一的香港，竟有超過100萬人活在貧困當中，實在令人羞愧！疫情到來，科技鴻溝擴大、基層失業問題加劇，相信貧富懸殊問題將會進一步惡化。貧窮問題必須有系統地解決，不容繼續拖遝！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上重點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概念。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共同富裕」並不是「同等富裕」，而是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原則下，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等問題，求得高質量發展中的全民幸福感。「共同富裕」追求的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避免的是小部分人吃蛋糕，大部分人「食西北風」，讓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能普遍達到雙重富裕。第三次分配被比喻為促進社會公平的「溫柔之手」，是與以市場實現收入分配的第一次分配，和政府通過稅收、福利等措施再分配的第二次分配的同時進行的第三次分配，比如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其目的是為了縮小貧富差異，推進共同富裕，由全面小康社會走進全面富裕社會。

　上調利得稅至17.5％，政府年收入增加60億

　說回香港，現時有必要調整財富、資源分配制度，各行業、階層共享社會發展成果，以致共享未來發展機遇。工聯會提出新時代工運時也強調共建、共榮，共享、共贏理念。政府應考慮建立相關基金，在原有二級稅制下加設第三級，對超過1億的應評稅利潤徵收17.5%的稅率。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就黃定光議員在2021年5月26日在立法會的提問，應評稅利潤超過 1億港元的公司數目（共1000家）僅佔註冊公司總數0.9%，而這些公司合共貢獻的利得稅則佔71.8%。粗略估計，新增的第三級利得稅的金額每年約為60億，即每家這類公司只額外承擔多600萬而已，對它們只算是九牛一毛，但卻能讓貧窮市民獲得更多的支援。

　其次是要有完善的策略和時間表，對症下藥。一方面，政府在扶貧上須更多收集和應用大數據，從微觀層面挨家挨戶了解不同貧窮家庭的需要，令政策貼地、落地，精準扶貧。另一方面，扶貧必須訂立指標，定期公布進度成果和政策檢討。

　人所共知，香港的財富分配高度集中在少數富豪手中，長時間、跨領域、全覆蓋式壟斷。據瑞信研究院最新發表的《全球財富報告》，香港百萬富豪集中度高達8.3%，全球排名第四，財富超過5000萬美元的人士有2801人。《經濟學人》2014年發表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香港位列世界第一，從事「尋租」活動或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富豪，其財富集中度佔本地生產總值接近60%，第二位俄羅斯僅為18%。世界財富與收入數據庫在今年7月發布有關香港貧富懸殊的研究報告，發現收入最高1%的人的工資總額，高於收入最低50%的人，而香港財富集中度位列全球第一，最高財富總額（前 0.001%）全球排名最高。財富集中的問題導致社會不公，累積深層矛盾，也嚴重窒礙產業多元化發展。回歸至今都未有改善，還在持續惡化，證明社會的財富再分配功能嚴重失效。這是治港愛國者不可迴避的問題。

　善用「一國兩制」，抵制資本剝削窒礙發展

　今年7月，習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講話指出國家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小康，在實現國家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新征程上「要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夏寶龍副主席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上的講話，就人的全面發展，更具體地闡釋為「孩子都能健康快樂成長，學生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青年都有廣闊的就業創業舞台、都能去追逐自己的夢想，長者都能頤養天年，全體市民都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那麼，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難道可以自立於「全體人民」之外嗎？

　香港要逐步形成更普惠公平的社會，讓每個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向上流動和致富機會。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一次分配的經濟成果更多被資本家擠佔，缺乏實力的無產勞工階層，唯一依靠就是工資及其增長。然而，多年來香港勞工階層的實質工資增長緩慢，相對四大支柱產業的雙位數增長率，可謂慘不忍睹。政府應主動作為，不應冷漠地推諉給市場。

　當經濟命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政府的平衡作用自然缺少砝碼。制度得益者自然用盡各種方法製造反政府聲音，令政府政令不行，寸步難進，無法處理制度上的嚴重剝削與不公（有跡象顯示財閥支持2019年黑暴就是例子）。再分配機制的重建和活化，政府必須有更穩健的收入以推行有效的扶貧政策。適當增加稅收增強政府穩定收入，針對貧窮群體，在教育、再培訓、醫療、房屋等方面，讓恆常配套扶貧脫貧措施得以建立，再分配功能得以有效運作。

　內地全面脫貧的成功經驗證明，只有系統性、恆常性的配套措施才能是「扶貧、扶智、扶志」的有效措施，有效的扶貧脫貧是為社會減負，讓人人有機會，也有利於市場健康、可持續的發展。財富公平分配與扶貧脫貧協同思考，由上至下共同努力，以實現「共同富裕」，這本是人類社會文明的應有之義和共同追求，是建設高質量民主社會的物質基礎，也是道德基礎，政府責無旁貸。新時代工運更要廣泛團結社會各方力量，主動參與、督促政府更好進行財富分配，達至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