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高聳入雲的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在滾滾濃煙裹挾下接連倒塌，恐懼與混亂如巨大的塵浪，席捲全美，也震驚全球。

　這一幕似乎早已被美國著名政治學者薩繆爾·亨廷頓所預言。1993年，亨廷頓在《外交》雜誌首次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在其隨後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亨廷頓認為，冷戰後的世界，各種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形態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尤其是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

　「文明衝突論」一度引發國際學術界爭論熱潮。一部分人更是將「9·11」事件作為此論的有力證據，驚呼文明衝突的時代已然到來，甚至美國主流媒體都不約而同地採納這一視角。

　無疑，「9·11」事件改寫了美國歷史，對其根源的探究是一個永不過時的課題。在20年後的今天，特別是在美軍匆匆了結20年阿富汗戰爭的背景下，當人們再次審視那段歷史時，以「文明的衝突」作為「9·11」事件的註解是否足夠準確？

　有觀察人士指出，「文明衝突論」的解釋過於概念化，在重視事件發生的精神和思想層面的因素時，卻忽視了國際政治的物質動因。在「文明衝突」的宏大敘事下，是持續數百年的西方國家的擴張政策和本國利益的追求。有學者認為，「文明衝突論」掩飾的實則是霸權主義。

　不可否認，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存在着宗教內核差異下的「衝突」，但同樣需要看到，美國的單極霸權意圖和強權政治、後冷戰時代國際政治的權力失衡、恐怖主義的政治根源、美國中東政策的錯誤、國際政治經濟不合理秩序的存在等等，這些諸多因素的疊加作用令悲劇發生。

　回顧「9·11」事件前後的美國中東政策不難發現，冷戰後，美國中東政策的霸權主義色彩愈發濃厚。從1991年老布什政府「中東新秩序」的構想，到1993年克林頓政府的「西促和談、東遏兩伊」，再到小布什政府時期推出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美國始終強調維護其霸權和利益，打壓不服從美國的國家和勢力，要求中東國家接受美式民主、自由價值觀和體制。

　美國還以「反恐」為名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公開干涉他國內政，宣稱要以「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觀對其進行改造，根除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但結果卻是不見「民主樣板」，只留下無盡的戰亂、無限的貧窮與無數的難民。以上種種，何以看到西方文明對伊斯蘭文明的尊重與理解？

　文明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文明差異不應該成為世界衝突的根源，而應該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事實亦證明，任何一種文明都無法最終將自己的模式強加於另一文明之上。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告訴人們，跨越所謂「文明的衝突」陷阱的重點在於，相互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模式，讓世界多樣性與文明多元化之間的良性互動與融合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圖源：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