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文化，是基於對歷史英雄人物關公的人格事跡、精神氣韻、道德情操、思想觀念的敬仰、推崇、效仿、膜拜而逐步發展形成的一種獨具特質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關公文化的核心在於關公精神中蘊含的道德價值，及其對社會精神生活帶來的積極、廣泛的影響。在中華民眾心目中，關公不僅是武藝高強、叱吒風雲的歷史英雄人物，更是忠肝義膽、義薄雲天的道德楷模與人格典範。關公身上所展現出來的忠、義、仁、勇、禮、智、信、節、廉等人格操守，蘊涵了中華傳統文化一貫推崇、傳承的道德倫理、道德理想、道德修養、為人品質的思想精華，「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的關公形象，順理成章地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及民族精神的「形象代言人」，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大家園中佔據「絕倫逸群」的歷史地位。

　關公文化的精神內涵極為廣泛，比如廣為人知的忠義精神、仁義精神、誠信精神、義勇精神、俠義精神、桃園結義精神、感恩圖報精神等，都是關公文化精神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

　忠義精神是關公精神中傳播最為廣泛的精神品質。關公一生忠於漢室，忠於劉備，忠於國家和人民，忠肝義膽，矢志不移。土山約三事之時，關公首個條件就是「降漢不降曹」，體現了對漢室的忠貞不二;被困曹營之時，曹操為籠絡關公，費盡心機，但關公絲毫不為所動。張遼試探關公：「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關公曰：「願從於地下。」這斬釘截鐵的回答，體現了關公對劉備的忠義堅如磐石。關公以志興漢室、匡扶漢室為人生志向和理想，忠不顧死，義不負心，成為中華民族忠義精神的文化符號和形象代表。

　仁義精神在關公的史書傳記及演義小說、傳說故事中也比較常見。史書《三國志》稱關公「善待卒伍」，鎮守荊州時，「恩信大行」。最有名的故事片段是關公戰長沙時「仁釋黃忠」。關公與老將黃忠對戰，黃忠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關公絕不趁人之危，反讓黃忠換馬再戰，體現了關公的大仁大義、仁德風範。

　誠信精神在史書《三國志》中也有過明確記載。曹操多次拉攏關公失敗後，察覺到關公沒有久留的心意，叫張遼以私人感情詢問關公。關公對張遼坦誠相告：「我知道曹公對我的厚愛，但我受劉備將軍的厚恩，發誓共死，不可背棄。我終究不會留下，在為曹公立下功勞後我便會離去。」官渡之戰時，顏良率大軍包圍白馬，曹操束手無策。關公「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完成了當日對曹操的允諾，得知劉備下落後，便掛印封金，千里走單騎，回到劉備身邊。

　關公「恩怨分明，信義卓著」的為人品質由此也為同時代的人所熟知。在曹操赤壁之戰後，敗走華容道時，曹操以舊日恩情哀告，關公義重如山，華容道義釋曹操，體現了關公知恩感恩，有恩必報的優良品格。

　義勇精神主要體現在三塊，一是體現關公的武藝高強，英勇善戰，如溫酒斬華雄，斬顏良誅文醜，過五關斬六將，三通鼓斬蔡陽等;二是體現關公的勇者無懼，神威凜然。如單刀赴會;三是體現關公的文韜武略，智勇雙全。如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等。關公義勇精神也成為後世奮勇作戰的英雄榜樣，並由此衍生出大刀精神、抗戰精神等。

　桃園結義精神既包含着對兄弟的情義，也包含着對國家、民族的精忠大義，桃園結義誓約：「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體現了桃園結義精神具有着更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更容易引起民間社會對關公精神的崇拜和敬重，由此產生民眾情感上的共鳴，道義上的認可，道德上的追隨，精神上的嚮往。

　關公文化植根於中華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有着厚重的道德文化歷史底蘊，有着廣泛的群眾基礎和隨着關公的英雄事跡、人格魅力、精神品質、文化內涵在民間社會的深入人心、世代傳承，關公文化蘊含的中華傳統美德凝結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華民族共同追求和崇尚的做人準則和價值觀念。

　弘揚關帝文化 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