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地統治，在香港歷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而在這段歷史走向終結之際，港英政府所作的一系列政治包裝工作，更使不少港人產生了對殖民時期管治的迷思。部分港人即使默認港英殖民統治未曾實現民主，但仍滿意於「有自由沒民主」的殖民時期管治模式。事實上，只要一窺本港完整的殖民歷史，便能了解港英政府「華洋分治」的一貫態度，更能意會到其於回歸前，急於推行的政治改革之別有用心。

　香港自1842年開埠始，港英政府便推行「華洋分治」，於社會、經濟等多方面對華人加諸掣肘，為維持洋人支配性的統治地位無所不用其極。英國政府在其殖民地一貫實行種族隔離政策，在港亦不例外。通過劃分「歐人商業居住區」，限制華人活動範圍於上環、西營盤一帶的「太平山區」，將整個華人社區拒於香港的主要政治經濟活動中心外，亦阻礙了華商經濟活動的擴展。

　港英政府亦對華人日常活動嚴密管控。如在1842年實行的宵禁令，嚴禁華人於晚上11時後外出，於晚間其他時間出行亦必須攜帶俗稱「燈紙」的通行證及燈籠。港英政府以「治安日差，盜賊猖獗」頒此令，實為假定整個華人群體乃需防範的嫌疑犯。

　在管治架構上，港英政府對華人的排斥更甚。於1843年以英王特權立法形式頒布的《英王制誥》及《王室訓令》，確立了港英政府將採取直轄殖民地政制，並賦予港督立法、行政全權及部分司法權。總督之下亦設立法、行政兩局，但兩局議員多以政府委任，只有1850年起立法局內才出現少數非官守議員，變相廣大社會參與議政的途徑只剩寥寥數席。但非官守議員被財力雄厚的英資財團所壟斷，華人因而被徹底排斥於政制外。直到1880年，佔香港人口超過90%的華人群體才產生首位非官守議員。時任港督軒尼詩臨時委任華人律師伍才(又名伍廷芳)入立法局為非官守議員，隨後獲正式委任，為期三年。

　但即使產生首位華人議席，立法局內的華人議員佔比仍為極少數。於接任軒尼詩的三任港督的任期內，11名立法局議員中，華人依然只有一席。伍廷芳有感華人在港英政府管治下不被重視，更於1882年在任期完結前提前離職，反映縱使華人已有途徑進入立法局，這改善仍然局限於殖民政府種族歧視、「華洋分治」的固有態度下。同時，華人的利益非但無法於立法局內得到相稱的反映，於行政方面更為嚴重。直到1926年才有首位華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1948年才有華人出任政務官。而英國政府更將司法部門牢牢掌控，直至1997年主權移交前律政司仍然由英國官員出任。

　綜觀整個港英政府的管治架構，英方自實行直轄殖民地政制後所給予香港華人的政治權力極為有限。即使開放部分權力，殖民政府依然萬般阻撓，反映其對華人實施嚴厲管控的一貫態度。因此，社會各界在分析殖民地政府態度的時候，必須完整地探討從整個殖民歷史，而不是以「麥理浩」及其後經濟起飛的年代作為單一的印象。更值得港人深思的是，自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後，英方在港急促推行政治改革，大幅下放政府權力。眾所周知，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急於求成的變革是非理性的。英國政府慌忙改革，體現的是它背後的居心叵測。因此，香港政治制度的發展，必須秉承循序漸進的原則，抱有耐心的態度去優化。（政賢力量青年時事評論員 梁容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