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愛玲名篇《傾城之戀》男女主角首次相遇於香港淺水灣酒店露台，縱然酒店早已改建，但露台原址的餐廳按原設計保留至今。「張愛玲應該成為香港文化建設的一部分，她在香港的活動蹤跡值得紀念。」香港大學榮譽教授、文學評論學者許子東近日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如是說。

　許子東發現如今淺水灣酒店舊址成為年輕人熱衷拍婚紗照之地，對面的空地上有紀念碑和幾把椅子是為張愛玲而建，但往往無人問津。

　據許子東所知，除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留有大量她的親筆手跡外，在香港零零星星也有其他人保存有張愛玲與他們之間的信件，但並無機構對此加以搜集。他並笑言曾見過比較「俗」的紀念方式——有香港餐廳推出「愛玲宴」，用張愛玲的作品名為菜式命名，只是這樣已「天天滿座」。

　張愛玲一生曾三次來到香港。她分別於1939年、1952年從內地來港，兩次的停留時間均為兩三年。首次來港時，她因未能赴倫敦讀大學，轉而到香港大學求學，後因戰亂中斷學業，返回上海。1960年到1961年間，她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來港，停留數月。

　許子東形容張愛玲與香港的文學關係既有趣又弔詭。因為她在港時從不寫香港，但離港就一直寫香港。「無論在上海還是美國，一輩子都在寫香港。」他稱，張愛玲最出名的小說大概有一半在寫香港。她在港期間形成了世界主義價值觀，其作品尤其關注華洋雜處的環境，包括描寫華人和外國人的戀愛與婚姻。

　「張愛玲首次來港經歷對她一生的創作有很大影響，但相關研究不是很多。」許子東將在今年香港書展與他在美國求學時的同學黃心村共同探討此話題，後者的新著《緣起香港》考證了張愛玲在港大求學期間的種種經歷。

　許子東高度評價張愛玲首次離港後兩年寫出的、描寫戰亂體驗的散文《燼餘錄》，認為這是寫香港最好的文學作品之一。他稱，張愛玲當時在港首次對戰爭有親身體會，當炮彈轟炸時，她還在港大馮平山圖書館讀《官場現形記》，也曾當過防空員和護士。她描寫戰爭的「碎片」，關注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以及大時代變化中人性的荒誕，藉以表達一種不同角度的家國觀念。

　第二次香港經歷則是張愛玲人生和創作生涯的中間轉折。許子東分析稱，在這之前她的作品都是寫家裏的瑣碎、男女之事。二度來港期間，她曾寫過革命，被很多人視為失敗，接着去美國後，再也不寫政治題材。所以這個轉折意義重大，使她到晚年也一直堅持早期的風格。

　「第三次香港經歷的影響最小，但也有影響，就是使她沒法轉型到香港的主流文化工業。」許子東稱，此時張愛玲在港改編《紅樓夢》劇本，如果當時獲得成功，她可能成為金庸這樣的香港主流文化創作者。

　回顧張愛玲與香港的三次交集，許子東深感這座除上海外影響她最大的城市，其文化發展應該與她有更深的連接。「她的創作起步就和香港有關，中間轉折又在香港完成，所以香港應該有一個紀念張愛玲的地方。」在他心中，最好的地方便是她在港大住的宿舍，不僅因為她住過，而且這是其早年到晚年的小說，反反覆覆寫到的地方，該處如今位於港大的山上。

　「以港大為中心設立張愛玲研究中心或紀念館，這是有意義的，也做得到。」許子東說。（中新社記者 曾平 中新社資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