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遠康

    財政預算案公布在即，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早前便建議政府參考外國的做法，進一步提高煙稅至100%，讓香港早日實現控煙的目標。由於大量醫學文獻早已證明吸煙不但損害煙民的健康，二手煙亦會為非吸煙人士帶來負面影響，因此筆者當然不會反對任何有助於鼓勵市民戒煙的政策。但是，社會除了應該積極控煙之外，也應該考慮從稅制上控制另一種有害的商品——酒精。

    由於政府希望成為國際葡萄酒交易市場中心，於是在2008年起豁免葡萄酒及酒精濃度不高於30%的酒精飲品之稅項。雖然有關措施的確對紅酒交易帶來好處，但是同時亦都刺激港人飲用酒精的意欲。在2006年，亦即在取消酒稅之前，每名港人的平均飲酒量約為2.54升。取消酒稅之後，相關數字便節節上升，在2017年更提高至2.87升，即是說在短短十多年間錄得13%的增幅。

    酒精問題不容忽視

    正如不少醫學界人士指出，酒精與煙草一樣，可以對身體帶來各種禍害，例如有長期飲用酒精的人士會更容易患上肝癌、大腸癌、口腔癌、乳癌等致命疾病。另外，酗酒人士亦有更高風險患上心理疾病和面臨智能退化等問題，例如記憶力衰退、抑鬱、焦慮症等。如果青少年在發育期間經常飲酒，更有機會出現幻覺或精神分裂。即使撇除以上各種嚴重疾病，飲酒也會導致肥胖、糖尿病、血壓高等慢性隱患。

    在2018年，衛生署制定《邁向2025：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目標是讓成年人的暴飲及有害的飲酒行為，以及青少年飲酒普遍率減少10%。為了爭取達成目標，該部門推出「年少無酒」等宣傳計劃，走入校園向學生講解飲酒的壞處。同時，上屆政府亦進行修例，進一步擴大禁止向未成年人士提供或售賣酒精的範圍，以收阻止青少年接觸酒類之效。不過，令人憂慮的是，以上方法的成效相當有限，因為根據調查顯示，港人的飲酒習慣每況愈下。在2003至04年度，15歲或以上人士的飲酒率為33.3%，在2014至15年度，同一組別的飲酒率急升至61%。而在2020年，香港防癌會的報告更顯示飲酒率進一步上升至66%，反映港人飲酒問題持續惡化。

    愈來愈多港人有飲酒習慣，連帶相關的罪行亦有所增加。以酒後駕駛為例，2019年共錄得688宗個案，在2021年，即使在社會受到疫情衝擊，政府實施社交距離措施下，仍然增加至838宗，增幅達21.8%。至於無牌售酒，在過去兩年警方亦多次採取執法行動，並合共拘捕過百名涉案人士。筆者擔心，隨着社會復常，群眾開始「報復式消費」四處飲食及消遣，相關罪案數字會有增無減。

    參考英國徵從量酒精稅

    有見及此，政府除了應該繼續加強公眾教育的力度以打擊酒精帶來的有害行為之外，也要考慮更進一步，透過重徵酒稅以減少港人飲酒量。事實上，多份學術研究及世界衛生組織早已指出，加徵酒稅是減低飲酒消費量的最佳方法。一份由八名英國學者進行的研究顯示，酒精飲品的價格每提升10%，銷售量便會減少3%至10%。因此，世衛在2021年已經建議酗酒問題嚴重的歐洲國家提升一倍酒稅，並預計可以因此而拯救近5000人的生命。

    筆者建議，當局可以考慮參考英國的做法，開徵從量酒精稅。目前，英國按照飲品的酒精含量分為3等及釐定稅額。第一等為酒精含量多於1.2%但少於2.8%，並向每升飲品徵收8.42便士(約0.72港元)；第二等為酒精含量2.8%以上至7.5%，並向每升飲品徵收19.08便士(約1.71港元)；第三等為酒精含量多於7.5%，並向每升飲品徵收24.77便士(約2.22港元)。舉例來說，一罐500毫升、且酒精含量5%的啤酒，便要徵收47.7便士的酒稅(約4.2港元)，以加重買家的負擔及減少購買量。

    政府一方面對煙草窮追猛打，但另一方面對同樣可以害人害己的酒精就「放軟手腳」，令人費解其標準之餘，亦令人懷疑當局對於控酒的決心。筆者不反對再加煙稅，但是相較煙稅問題，酒稅更加逼在眉睫，當局應該慎重考慮及盡快實行。（資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