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虹雷

　深圳河不大，知名度不小。

　「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羅大佑一曲委婉溫潤的歌面世，就「流進」港深人民的心中，也「長流」在華人世界的樂壇上。這條由深圳「南流」香港的界河，伴隨着東方明珠名聞天下。

　其實，深圳河作為深圳與香港的邊界河流被世人知曉，遠比羅大佑唱響的名曲早了170多年。眾所周知，1840年鴉片戰爭的一場硝煙，彌掩着英國殖民主義者以不平等的《南京條約》佔據了香港九龍。清光緒二十五年（1898），貪得無厭的英帝又逼迫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硬生生將九龍界限街以北，連同235個島嶼共984.53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用」99年。1899年3月16至18日那幾天，中英雙方派出代表沿着九龍北的深圳河一步步勘界，刻石立碑，從此深圳河「入約」，瞬為世界熟知。

　一紙中英界址條約無疑像一條鞭子，「啪」的一聲，把深圳河抽成兩半，河的南岸劃香港，河的北岸留深圳。擁有3096平方公里面積的寶安縣被港英政府拿去了三分之一。面對港深「分家」，兩地初期顧及傳統習慣，《兩廣總督譚鍾麟暨廣東巡撫鹿傳霖布告》及香港總督卜力布告等明確「仍准兩國人民往來」。深圳河兩邊居民自由往來，無論是墾荒躬畝，耕海捕魚，還是探親訪友、趕墟買賣，互為走動，從未間斷。我媽告訴我，抗日戰爭勝利的那一年，我媽用布帶背着不到一歲的我跨過深圳河，到香港的元朗、荃灣走親。她說她還常常挑着家鄉的水果、木炭等鄉土特產，到香港的上水、石湖墟擺賣，然後換回洋油（煤油）、洋臘（燭）和洋布等日用品。

　後來正式起作用的「界河」，始於1949年6月香港政府率先在新界邊界地區實行夜禁。1951年6月15日，頒布《邊界封鎖區命令》，宣布在新界邊界地區實行封鎖，進入或逗留在封鎖區內者，必須持有港府發給的「派司」（通行證）。自此後，從沙頭角到漁民村沿河南岸的一大段地方全在禁區範圍內。為加強邊防管理，1951年2月15日，廣東省公安部門宣布實行邊境管理，往來旅客須憑公安機關簽發的《出入境通行證》通行。於是，打從我記事起，見到深圳河兩岸的岸邊拉起了高高長長的鐵蒺藜，家在兩岸的親戚從此來往少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春風吹拂大江南北，春江水暖鴨先知，中國大地上悄然冒出「安徽小崗村，深圳蓮塘村」。當時寶安縣蓮塘村民捕捉到春天的氣息，搶先利用本村在新界的100多畝「飛地」與香港五豐行合作，投資建立全縣首個飼養20萬隻雞的現代化養殖場。蓮塘負責生產，雞隻由五豐行購銷。縣公安邊防部門特批蓮塘村110張「過境耕作證」，讓村民恢復過境耕作，到新界養雞。

　蓮塘人在界河南岸成批養雞，產生大量的雞糞不好從境外運回村里肥田。雞糞是養魚的好飼料。於是，蓮塘人在「飛地」挖了幾口大魚塘投雞糞餵魚，魚塘蓄了水也可以灌溉種地。養的魚和種出的菜直接在香港賣出好價錢。有了菜場，他們接着辦養豬場，進口良種豬，將賣剩的蔬菜餵豬。這麼一來，養雞、養魚、種菜、養豬，一環扣一環，環環利用，沒有垃圾，沒有污染。到年終算盤一打，劈里啪拉，全村增收七八十萬港元，賺的還是外匯。集體經濟壯大了，村民有了盼頭。

　蓮塘村在邊境河「打開缺口」的效應，使羅芳村、漁民村、羅湖村、向西村、蔡屋圍村、上步等村，紛紛在香港「飛地」上種菜、養魚、養雞，多種經營，壯大集體經濟。1978年寶安縣在香港新界法定的土地種植水稻448畝、蔬菜245畝、魚塘320畝。沿河邊境村莊有了家底，接着蓋廠房、建大廈、辦商場，開酒樓，在全國率先湧現出漁民村、羅芳村、漁農村等一批萬元戶村。（作者系深圳文史民俗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