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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诗人扎嘎耶夫斯基:诗歌能恢复我们的童真

2014-04-03
来源:南方都市报 颜亮

  前日,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海怡半岛星河湾酒店举行。《诗歌与人》创办人、诗人黄礼孩,以及雕塑家夏天为此次获奖的波兰诗人亚当·扎嘎耶夫斯基颁奖。授奖辞这样写道,“扎嘎耶夫斯基的诗从个人的生存境遇出发,从历史和记忆中汲取力量,并不回避世界的残缺和黑暗,而是让我们从残缺的世界里辨认出善和光明”。对此,诗人谦虚地回应:“我觉得诗人,可能在一瞬间闪现了某种的光;但更多的,我怀疑自己做的是否足够,是否能通过诗表现人的内心世界。”

  扎嘎耶夫斯基,1945年出生,著名波兰诗人。他在波兰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克拉托夫的雅盖沃大学主修哲学,曾是波兰新浪潮派诗人的一员。上台领取大奖后,扎嘎耶夫斯基发表感言,他说道:“诗歌仿佛建立在一条窄道上———在这条窄道上一边是可怕的、非人道的东西,另一边是友好的、鼓舞人心的、崭新的、欣喜若狂的东西。诗歌激励我们,让我们抖擞精神,恢复我们的童真,但与此同时也不允许我们忘记困难和痛苦。”

  对话

  诗歌写作 对世界的万能的思辨

  南都:在你的很多诗歌中,都曾提到中国和中国诗,这是你第一次到中国,感受怎么样?

  扎嘎耶夫斯基:首先要感谢黄礼孩先生的邀请,几个月前,当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我的身体是第一次踏入中国的领土,但思想上头脑里早已有关于伟大中国的文化、文明的知识,虽然我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但是对中国文化和文明早已比较了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的人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去做官,而不是通过金钱和关系,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对于中国诗歌,我家有几十本中国的诗集,有英文的也有波兰文的。我非常喜欢中国诗歌,它们一直伴随着我。中国诗歌营造出一种宁静、和谐的氛围,蕴含着很多哲学理念。我不仅阅读中国的古典诗歌,比如李白、王维;我也很了解中国的现代诗,我也认识北岛、蓝蓝。当然,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来中国,可以认识更多的中国诗人。

  南都:阅读你的诗歌有一种很深的感受,你在四五十岁时,诗歌风格似乎发生了大的改变。此前你的诗歌似乎比较传统,而之后则变得非常简练。

  扎嘎耶夫斯基:很难说我的诗歌在年轻时是很传统的。但我在二三十岁时写的很多诗,确实会有比较愤青的感觉,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性。当时的新浪潮派,我的诗人朋友们也大多是这样。当时觉得,写诗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辩论。

  在当时的波兰,自由度非常小,我们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对于我之后的诗歌,我自己倒没觉得有很大的转折和变化,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同政治制度的大辩论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我的年龄也在增长,慢慢成熟起来,写的诗也就不会那么偏向于政治。我这种改变,其实在四十岁之前就完成了,之后的诗不再那么政治,这种转变是对世界的万能的思辨,希望诗更能是世界文化的,而不仅仅是政治的东西。这是一种哲学性的转变,是我们变得更成熟了,你很难说它是一种现代的手法。

  诗歌记忆 不同的记忆给人不同的风格

  南都:你在1982年以后,在法国生活了二十年,但仍坚持用波兰语写作。对于很多作家而言,脱离了本土创作环境之后,坚持用母语创作时常会出现一些隔阂或者不适。你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扎嘎耶夫斯基:我是在巴黎居住了20年,离开波兰很长时间,这期间也常去美国。你说的母语写作问题,可能发生在小说家、散文家身上会比较多,对诗人来讲,却问题不大。

  我在法国期间,之所以会坚持用波兰语写作,首先是因为在我看来,诗人用母语写作是一个基础,诗人一定要用母语写作;其次我是到法国才开始学法语。我的英语倒是不错,但我不用英语写作,少数的几首英文诗也是应邀创作的。总的来说,我绝大多数诗都是波兰语写作,但我也不觉得这是一种英雄的选择,它是一种很自然的行为,因为诗人写诗不是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来写,而是通过自己内心的经历、内心的生活来写诗,他写的是自己内心的东西,写的是自己童年以来一直有记忆的东西。

  南都:那你会怎么来看待童年记忆和民族记忆在你诗歌中的关系?

  扎嘎耶夫斯基:在我的诗歌中,童年记忆和民族记忆是两个分不开的问题,常常相辅相成。每个诗人的童年都不一样,童年经历给了我们写诗的源泉。童年不懂讽刺不懂诙谐,这种不懂讽刺诙谐为我们成熟之后写诗提供了许多养分。

  童年记忆和民族记忆最后会融为一体,而且也常常纠结在一起,所以不同的童年记忆会给人不同的风格,让我们回到一个整体。第二呢,就是我尽管是生在“二战”之后,但是“二战”这种残酷的记忆,这种人类的屠杀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波兰诗人 米沃什具世界性,辛波斯卡思维大胆

  南都:这几年,在中国,米沃什、辛波斯卡的作品受到很多读者关注,你是他们的好朋友,能不能说说你与他们的交往?

  扎嘎耶夫斯基:他们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两位诗人,在我的诗歌里,也传承了很多他们的精神。我很幸运,不仅是他们(米沃什与辛波斯卡)的读者,也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有亲近的交往。米沃什是一位划时代的诗人,他的思想、哲学思维不局限于某个国家,而是带有某种世界性,我非常崇拜他。至于辛波斯卡,她独具一派,是一个有大胆思维的女诗人。

  我认识辛波斯卡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机会。在我很年轻时,写了一篇文章,讽刺一些当代诗人,称他们是“懒惰”的诗人,他们既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思想,也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辛波斯卡看到这篇文章,非常喜欢,她给我写信,请我吃饭,于是我就很荣幸地认识了这位女诗人。

  至于米沃什,我了解他的诗早一些,但真正认识他就很晚了。因为在我年轻时,米沃什的著作被当时的波兰政府禁止出版,他当时远在美国的加利福利亚,是一位危险的政治诗人。所以当时在波兰,要大费周折,才能通过朋友间的地下出版物读到米沃什的诗。我很幸运当时就读到了他的著作,发现了他的诗风。1983年,我移居到巴黎以后,我们才真正彼此认识,当时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一见如故,此后便经常见面,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南都: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波兰诗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群体,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力?

  扎嘎耶夫斯基:这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在别的国家也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中国拥有博大精深文明,你们不需要提出问题说,我们的文明究竟是什么。因为中国文明有它自己的定义。但波兰不一样,波兰这么多年来命途多舛,它对自己在世界上究竟是怎样的身份,自己的文明究竟是什么一直存有疑问。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提问,我们的文明是什么?我们的文明是怎样发展的?

  同样的,在“二战”之后,波兰诗人在诗歌界提出了很多问题,而且波兰诗歌没有跟国际现代派潮流这个风,一直希望不仅仅能找到诗歌的新形式,同时,更多的是要寻找到诗歌的意义,可能因此也给读者留下了不同于其他流派的深刻印象。在中国,很多人问我,诗歌是不是逐渐在衰亡。我不这样认为,诗歌离不开社会,也离不开人。与此同时,人和社会,不论在什么年代,也都需要诗歌。人们都需要它,不管写得是好是坏,给自己写或是写给家人,作为一种抒发自己情感、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诗歌会一直存在下去。

  诗作

  卡西斯的日出(节选)

  一座座白色建筑在黄昏中欢动,没有宣布

  结束,旁边是灰色的葡萄园,黎明前的寂静;

  犹大数着银币,橄榄树叶蜷曲在乱糟糟的祈祷声中

  深深地扎入大地。

  祈愿太阳升起!现在很冷,周围凄惨的景致

  在迷雾中蔓延:星辰已经离开,僧侣们在熟睡,

  七月,不准小鸟歌唱,唯有一些还在轻轻地呻吟,

  仿佛懒惰的中学生在上拉丁语。

  此时,清晨四点,绝望居住在这些房子里。

  也正是此时,那些脸庞消瘦悲哀的哲学家们

  书写着愤世嫉俗的格言警句,而

  晚上沉浸在布鲁克纳和古斯塔夫·马勒疲惫的指挥家们

  没有掌声,不愿入睡,妓女们回到

  破旧的家。

  译者说

  “道德感与审美在他的诗里精妙平衡”

  波兰是个诗歌大国,在二十年之间出现了两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诗人(米沃什和辛波斯卡),扎嘎耶夫斯基被认为是这两位诗人的后继者,所以对他重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扎嘎耶夫斯基的诗,有强烈的道德感、伦理感,这是我们这种国家体制下共同的焦点之一;但与此同时,他的诗又有很强的对审美超越、审美愉悦方面的追求。这两者在扎嘎耶夫斯基笔下达到精妙的平衡,这也是与我们中国读者最能够心灵相通的地方。现在很多中国诗人,他们可能有很强的政治需求、道德需求,但却压倒了审美需求;反过来有一部分人又完全颠倒过来,一味追求形式感,却忘记了现实里面的道德压力、伦理压力,那种历史感的东西。我从2004年开始从英文翻译扎嘎耶夫斯基的作品,因为从英文翻译过来,所以我更注重的是他作品“诗性”的翻译。预计到下半年,会有两本扎嘎耶夫斯基的中文诗集面世。

  波兰诗歌的高度,我们的诗人暂时还达不到

  扎嘎耶夫斯基的作品,从语言上说,他不会使用生僻的词,他用一些普通的简单的词来充分地表达他的思想,充分表达他的哲学思维。我从波兰语直接翻译而来,沿袭的还是“信达雅”的原则。我还是希望能以原汁原味的的方式来翻译。

  除了米沃什和扎嘎耶夫斯基之外,我现在也还在翻译其他一些波兰作家、诗人的作品。我觉得他们的诗歌有哲学思维,但又不是那种空话大话,他们把人类的苦难都写出来,比如说流行的米沃什、辛波斯卡和赫贝特。这一点,我们中国的诗人暂时还做不到。

[责任编辑:徐明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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