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寻求音乐新空间
——2013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摘编)
□ 中国音乐家协会
主 持 人：徐沛东
负 责 人：田晓耕
首席专家：王次炤 居其宏
撰 稿：张 萌 陈志强 裴 诺
经历了若干年相对平稳的发展，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迎来新的变革与转型，在2013年中国音乐的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契机。有些虽然还只是端倪初现，其结果如何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这些已经足够引发人们关于社会音乐文化生活发展前景的各种想象。回顾过去的一年，“金钟奖”、“青歌赛”、“民乐繁荣”、“交响乐团走出去”、“电视歌唱选秀”、“美丽中国”与“反四风”、“限奢令”等一同成为我们这一年音乐记忆中的关键词，2013年的中国音乐发展注定将在音乐历史上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记。
①发展概况
1.民族器乐创演红红火火
2013年，中国的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又是红红火火的一年。作为中国音乐的“金钟年”，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联主办的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乐比赛系列活动在南京启动。大赛首次设立民乐组合比赛，民乐合奏在技术上显著提升和新创作品的不断涌现，使这一赛事获得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随后，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古筝比赛、二胡比赛也相继在江苏扬州、无锡举办，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大艺术院校、院团的优秀青年演奏家同台竞技，更为教育、表演、乐器制作等相关专业的从业者创造了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自从2010年文化部出台的“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和扶持工程”计划实施以来，将这笔资金用于民族音乐信息库建设、古谱整理研究(工尺谱)、古诗词、古琴进大学表演以及民族音乐人才培训、新作品创作、文化走出去等项目中，为当代民族音乐的发展真正起到了帮扶作用。由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便是2013年民乐界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作为文化部首次组织举办的全国性乐种展演，共有71支组合参加了在山东举行的复赛和决赛，集中展示我国在民间乐种传承保护工作中取得的成果。2013年，文化部艺术司与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经典民族管弦乐(协奏曲)作品评奖活动延续了第一届评奖的思路，表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产生的十部最具社会影响力、传播广泛、兼具专业性与可听性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协奏曲作品。
传承和创新一直是民族音乐发展的两翼。提到创新，就不能不谈及中央民族乐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民族乐剧《印象·国乐》。这场演出是对民族音乐创作、演出形式的创新所做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利用演出前展演营造气氛、引入大量现代声光舞美技术，特别是凸显民族音乐中一直淡化的音乐家“个人”的故事和情感等现代表演艺术手段和理念的加入，都使《印象·国乐》大大区别于以往的民乐表演，让观众为之耳目一新。《印象·国乐》还不能称做完美，如有评论以“印象很深，国乐很浅”来评价其音乐部分的相对单薄。
2.交响音乐走出去成绩显著
2013年是中国交响乐团与世界音乐生活深入交流融合的一年。浙江交响乐团1月中旬，在指挥家汤沐海的率领下赴欧洲进行巡演，完成了在柏林音乐厅的“中国文化年”闭幕音乐会和马德里的纪念中西建交40周年音乐会等4场演出。乐团与笛子演奏家蒋国基合作的《三五七》，作曲家陆培融合京剧、信天游等民间元素的第一中国狂想曲《龙舞》，以及七次格莱美奖得主、德国作曲家戈尔泰·加尔登根据乐团委约将马勒的经典名作《大地之歌》加入了二胡、琵琶、古筝、笛箫、唢呐、埙等中国民族乐器的重新编配，都让西方观众充分领略了中国气派交响音乐的独特魅力。1月至3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远赴美国，历时53天，在16个州的29个城市进行了30场交响音乐会的商业巡回演出，累计观众达4万余人，无论是时长、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创下了中国交响乐队在西方进行商业巡演的最高纪录。北京交响乐团也在艺术总监谭利华的带领下先后完成了乐团历史上的第七次欧洲巡演和在墨西哥和美国进行的为期两周的巡演。国内一流职业乐团的海外巡演，以创新的思维为文化“走出去”战略实践了新的商演模式，为业界同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成绩固然喜人，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警醒。综观当前全国的交响乐事业发展格局，依然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格局，且有差距越来越大之势。如果按照标准的职业交响乐团的建制来衡量，我国职业交响乐团的数量也就20个左右(其他都是隶属于歌剧舞剧院的乐团)，而这些职业乐团也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时期，各个乐团仍在以自己的方式适应着变革以后形成的新局面。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乐团，尽管困难重重，依旧在事业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在银川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西部交响乐周，便堪称我国西部交响乐团综合实力的一次集中检阅。
3.部队文艺面临转折
2013年在部队文艺发展历史上绝对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伴随着解放军文职制度的完善，对于文工团更具深度和力度的改革即将来临。8月，总政治部下达《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重申纪律、严控商业活动，并硬性规定文工团每年为部队的演出场次，这被解读为政策调整的信号。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提出，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部队文艺团体再次面临改革调整。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广大的部队文艺工作者都为部队和地方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政策的出台，深层的动因是我国现代化军队的建设过程中，部队文艺的作用与职能所发生的时代变革。
4.演出市场出现积极变化
2013年的流行音乐发展可谓是风云变幻，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受国家“反四风”、“限奢令”等政策的影响，2013年的演出市场整体呈现出萎缩的态势。特别是兴盛一时的由政府和国有企业出资主办的演出活动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大幅锐减，但个人演唱会和民间音乐节却呈现出活跃态势。在此背景下，音乐演出转向电视和互联网，电视选秀歌会和网络K歌秀成为音乐文化生活中的两个亮点。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和《中国最强音》、安徽卫视的《我为歌狂》、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北京卫视的《最美和声》、江苏卫视的《全能星战》等众多选秀节目你方唱罢我登场，特别是中国音协与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广电集团合作的“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创新了赛制，吸引了众多唱片公司和一流歌手参赛。7月，正当各大卫视电视歌手选秀节目如火如荼地播放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消息，为避免电视节目形态单一雷同，总局将对歌唱选拔节目实施总量控制、分散播出的调控措施。这项被外界称为“限歌令”的调控措施，无异于给火爆的选秀节目泼了一盆冷水。9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升级“限歌令”，称2014年电视节目黄金时间只能播出4档音乐选秀节目。虽然各界对于“限歌令”颁布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各家电视台却在纷纷排兵布阵、另谋他就。
②趋势与思潮
1.音乐界自上而下刮起节俭之风
2013年中国音乐生活中最显著的变化，当属自上而下刮起的一股节俭之风。这与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发生的变革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央电视台自2014年起减少播出56项晚会类节目，占以往播出量的60%左右。自从“八项规定”、“反四风”等相关规定出台以来，一直存在于公益性演出和商业演出之间的演出市场的灰色地带开始迅速大面积消失。一时间，兴盛一时的由地方政府联合某些强势媒体，出巨资聘请众多歌星进行所谓公益演出，实则耗费大量纳税人金钱的“音乐形象工程”终于销声匿迹。短短一年的时间，中央提倡反腐倡廉、勤俭节约的风潮，对于演出市场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据估算，目前已经有近万家靠运作政府晚会生存的演出经纪公司被迫转型甚至倒闭。可以预测，因新政策的出台导致的演出市场的转型和阵痛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这却从某种程度上，也迫使中国的演出市场向着更为透明、更为健康的真正市场化运作转型。2013年各类个人演唱会和民间音乐节的火爆便是很好的例证，这说明由民间资本运作，依靠票房获利的正常商业活动并没有受到上述政策的明显影响。
2.学术界近两年来“跨界民族”研究的兴起
跨界民族(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与境外同源民族在音乐文化上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又有着跨界后受不同文化影响的多样变化，其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为我们深化民族音乐研究保存着鲜活的资料和重要参照。12月，在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的一场有关“跨界”问题的专题论坛，便集中展示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音乐学院的赵塔里木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的相关情况，以及之前他所从事的中亚地区东干人音乐变迁的研究，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的杨民康教授近年来发表的关于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传统音乐的系列比较研究等等，都使传统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的音乐学家正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世界音乐文化的研究当中。
3.多中心的音乐文化发展格局初现雏形
随着网络时代获取信息手段的便捷、渠道的多元化，各地在资讯获取、对外交流沟通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小。2013年超过百人的大型学术会议，除了上海音乐学院承办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吸引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名传统音乐学家、表演艺术家、民间艺人齐聚申城，第四届西方音乐史学年会有近200位专家、学者和学生与会等少数几个外，大多数活动的主办方都是遵循了少而精的原则，而且密切联系地方文化特色和学术资源优势，例如，西安音乐学院的汉唐音乐研究、武汉音乐学院的古琴音乐研究、星海音乐学院的岭南音乐研究、四川音乐学院的现代音乐创作和流行音乐的教学研究都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全国的音乐院校中独树一帜。
社会音乐生活领域，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尝试利用音乐打造自己独特的城市名片。例如，广东东莞塘厦整合国内最具实力的音乐剧创作生产资源，形成音乐剧创作、生产、展示、营销“一条龙”的产业链，催生优秀的音乐剧作品。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当地政府打造中国“音乐剧之都”的构想已经初步达成。2013年，天津大剧院在打造继北京国家大剧院之外的中国另一个歌剧中心的一系列动作也颇为亮眼。这座运营了仅仅一年多的剧院陆续以国外引进、联合制作等多种方式，密集推出了多部欧洲经典歌剧作品。在短时间内，让这座近四十年没有过歌剧演出的城市，成为了全国歌剧爱好者心目中一块不容忽视的宝地。总之，原有的各项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大文化中心的格局正逐渐被打破，中国音乐发展多层次、多中心的格局初具雏形。
③问题和建议
1.优化学术评价体系，培育健康均衡的音乐学术生态环境
据国家新闻主管部门统计，截至2012年，我国共有期刊9867种，其中有过发表学术论文记录的刊物达7000多种，每年发表论文180多万篇。相对每年我国各类人才职称评定所需要发表论文高达800多万篇的需求，各类期刊仍是奇货可居。在这个庞大的队伍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全国近千所音乐院(系)教师们奔忙的身影。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不是当前我国期刊功能异化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这一简单有力的数据来引出，造成这一巨大需求的我国人才评价体系中过于依赖论文发表这一指标的不争事实。
以音乐行业为例，根据现行的艺术院校惯有的评价标准，求职需要有论文，晋升职称需要有论文，甚至一些院校的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之前，都会被要求他们在较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否则就无答辩的资格。这其中不乏某些单位和学术机构为了积累自己的学术GDP而进行的强行摊派。实际上大多数需要发表论文的并非专门的研究人员，而是以教书育人为主业的各级教师，因各单位在职称评定过程中对于论文发表数量和规格都有着硬性指标，使得很多教师在报送材料前很长时间便一门心思琢磨写论文、发论文，也因此忽视了实际的课堂教学才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有甚者，有些学校对于表演专业教师的职称评审也要求以论文为主，而对于其专业技能的考评比重严重失衡，这种“论文至上”的导向成为学界泛滥的学术造假问题，令人担忧的教师教学能力退化，整体教学质量滑坡等问题的主要诱因之一。
各级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调整人才评定的政策，调低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规格在教育机构办学水平评估和个人职称评定体系中的权重，使其回归到一个相对理性、科学、均衡的层面;充分考虑到音乐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综合考量专业人员的教学能力、表演能力、科研能力，虽然这可能在人才评定的操作性上增加一些难度和成本，但这对于教学水平的提高绝对大有裨益。
2.歌剧音乐剧创演在繁荣景观下的深层危机
歌剧、音乐剧的创作和演出近年来一直是中国音乐生活中备受关注的热点。经历了前年原创歌剧、音乐剧的“井喷”之后，2013年新创剧目在数量上持续回落，但依然称得上新作不断。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首演的原创剧目有《燕子之歌》(3月16日首演于上海)、《楼兰》(4月26日首演于上海)、《红帮裁缝》(5月21日首演于宁波)、《苏武》(6月20日首演于北京)、《大汉苏武》(8月18日首演于西安)、《为你而来·王选之歌》(9月8日首演于北京)、《宋庆龄》(10月17日首演于广州)、《国之当歌》(11月18日首演于上海)、《王二的长征》(11月23日首演于东莞)、《罗阳》(11月25日首演于北京)、《曹雪芹》(11月26日首演于北京)等。
从我国歌剧音乐剧2013年整体发展态势看，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也必须看到，我国歌剧音乐剧的创演，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依然潜藏着一些深层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一批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歌剧音乐剧，由于剧作者未能充分考虑到这种真人真事对于歌剧音乐剧表现的特殊困难以及歌剧音乐剧对于情节铺陈、人物和人物关系组织、戏剧冲突及其有序展开等特殊要求，导致剧本中仅仅满足于人物履历的展现，有场面无情节，有故事无冲突，有人物无形象，因此艺术感染力和剧场趣味不足。故有业内同行戏称之为“履历歌剧”或“履历音乐剧”。二是社会上一些轻狂浮躁、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也浸淫到少数作曲家中来，创作态度敷衍塞责，创作过程潦草应付，甚至以短短十几天就创作出一部歌剧音乐，高报酬与低质量形成巨大反差。三是一些剧目的创制单位，在剧目立项之前缺乏论证，缺乏必要的管理和修正机制，令剧目草草上马，结果无论在社会效益还是在经济效益两方面难言收获，造成大量政府投资的低回报。
有鉴于此，许多业内同行指出，在歌剧音乐剧界建立严格的项目立项论证制、完善主创人员创作合同、启动院团长和剧目制作人问责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以上这些制度对于建立科学歌剧音乐剧创演机制、提高剧目创演质量的极端重要性。
3.加大政策与资金扶植力度，促进西部地区音乐文化繁荣发展
众所周知，一个地方文化的发展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和工作方式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地处我国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各类艺术院团所经历的阵痛，较之东部地区来得更为艰难。以西部交响乐的生存现状为例，为了照顾一些老团员，改制过程中文化部门出台了诸如“30、50政策”以及“25政策”等措施，即工龄满30年或者年龄满50岁的人员可以原有事业编制的身份申请退休，管乐演奏员凡是工龄满25年亦可以退休。退休人员的收入比将来进入社保系统后要高出不少，这直接导致乐团成员的大量流失，甚至引发了一些乐团的“塌方”甚至解体。
就整体发展而言，全国的交响乐事业还是一直处于上升的空间中，但对于很多地方艺术而言，所遭受的往往是致命的打击。由于这些艺术品种自身的特性决定，它们往往只是局限在某一地区，离开其特有的地域文化土壤就少有受众，往往处于势单力孤、各自为政的状态。在转制过程中，失去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加之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多年来养成的以经济指标衡量艺术品种的价值的错误观念，其命运更令人忧虑。这一问题在西部地区更为突出，很多地方艺术品种由于失去了政府的支持，自身不具备在文化市场上生存的能力和条件，已经从我们的文化版图上消失或处于濒临消失的边缘。这从保护国家文化安全，保持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来看，都是当前的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亟须解决的问题。
4.收入不升反降，音乐著作权保护形势越发严峻
据最新统计，2012年，音乐产业共创造了1895亿元的直接市场价值，并为6万亿元的相关市场提供服务，而唱片公司和独立音乐人这些音乐创造者仅获得了5.54亿元的版税。这一数据相比2011年音乐权利人的总体版税实收不升反降，下降幅度近19%。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局面是在当年关于《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对于音乐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热议的情况下出现的，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在实体唱片、在线音乐、无线音乐、卡拉OK、商业演出等构成中国音乐核心市场的几大领域中，经过业界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音乐著作权人从实体唱片、卡拉OK、商业演出等领域获取收益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2012年作为相关产业的广播电视也首次实现了音乐版税的支付。反倒是时下与每一位消费者关系最为紧密的数字音乐产业的新变化，成为造成音乐著作权人的总体版税收入不升反降主要原因。一方面，近几年呈爆发式增长的移动互联网音乐市场由于各方监督不完善、缺乏成熟的盈利模式，虽然用户的数量迅速增加，不断有资本和经营者积极布局这一潜力巨大的产业，但音乐著作权人能够从中获取的收益却少之又少。长此以往，这一代表着音乐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既有可能给音乐行业带来新的转机，也有可能像当初的互联网盗版音乐一样给中国音乐产业带来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发展势头迅猛的移动互联网音乐市场的冲击，无线音乐运营商纷纷改变自己的商业策略，以挤占音乐人的各项收益为代价开展各项新业务。因此，2012年，在无线音乐市场的总营收和用户数量两项指标持续攀升的情况下，音乐著作权人的收益却大幅下降。
业内人士也一直认为，向用户收费是扭转行业混乱的根本方法，有利于音乐人为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音乐产品，有利于网络音乐经营者合法获得音乐资源，从而最终有利于用户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据国际唱片协会(IFPI)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唱片产业总营收为165亿美元，其中来自数字音乐市场的营收为56亿美元，仅苹果iTunes音乐商店就贡献了34亿美元，占全球数字音乐总营收的60%。如此成功的营销模式，在中国已经习惯“免费午餐”的庞大市场用户群面前却显得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