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回忆录，回忆的是文坛旧事。两年时间，1977-1979年，地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旧址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作家冯骥才被借调到人民文学修改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密集的文坛往事，精彩的细节描写，更为主要的是重现了我们大多数读者陌生的那段文坛历史。借助一个小院里两年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作家为我们生动地刻画出“文革”结束后文坛破冰期的百态。诸多作家登台亮相，诸多情谊娓娓道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景
这是一部回忆录，回忆的是文坛旧事。两年时间，1977-1979年，地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旧址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作家冯骥才被借调到人民文学修改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密集的文坛往事，精彩的细节描写，更为主要的是重现了我们大多数读者陌生的那段文坛历史。借助一个小院里两年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作家为我们生动地刻画出“文革”结束后文坛破冰期的百态。诸多作家登台亮相，诸多情谊娓娓道来。
“妻子上班很远，骑车一趟要四十多分钟。冬天孩子放学妻子还没回来，屋里没炉火，只能在地上不停地蹦，好使身子发热。我在北京改稿，一日三餐加上两包烟，再没别的花销，吃饭时只能买价钱最低的菜，烧茄子一角钱，炒菠菜五分钱，菜不够吃就找师傅要一勺菜汁。”这是冯骥才先生在新作《凌汛》中的一段描写，这几乎将那个物质困乏时代一般百姓家庭的窘迫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那是特殊岁月里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在他的这部回忆性长篇随笔中，发现了历史的一个精彩的时光节点。这个节点正好是“文革”结束，正好是中国政局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政治上的大气候通过文化，尤其是通过作家的创作和生活折射出来。而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比较集中的恰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众多拥有才华的作家被借调到那里改稿和创作，他们的苦乐恰恰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
作家在文中写道：“某位作家的书稿改不出来，被终止出版，要卷行李回去了。并非这个作家无能，而是一种时代悲剧，起笔于‘文革’之中，这种必须和政治搅在一起的概念化写作是灾难性的。”这是对生活深刻认识后的发现。同样是改稿，一些作家的命运是无疾而终，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而过去配合政治写的那些作品终因为时代的变化而被淘汰。这几乎应该成为文学创作者应该警醒的历史：文学要对历史负责，文学要用文字延长其生命，而不是靠一时的政治帮扶。那些远离生活的脸谱化的创作最终会被人类的文明所摈弃，而富有时代和生命气质的文学将成为人类的经典。
文中还采取了回忆中套回忆的写作方法，自然地将“文革”的反思渗透在叙述中。作者在书中写道：“把书立在地上，扇状打开，二十五本一排，烧了两小时居然烧光——原来我还是个‘焚书’专家。然而没想到这些书还有‘回来’的日子，看来真正毁不
掉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在“文革”的残酷运动中，读书也成了一种奢侈，为了配合造反派，作家主动地将自己的藏书焚烧，而且总结出了烧书的方法。这里有多少难言的辛酸。读书人烧自己喜爱的书籍，并且要烧出效率来。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和近乎荒谬的场景。
为了给那个时代以真实的记录，把一代人的心灵苦痛写进文字传于后世，作家在很早就开始动手写作，但这些文字却不能示人，他必须将它们藏在只有自己才能找到的地方，为了避祸。“我将这些危险的纸片藏到院子的砖下、墙缝、烟道中，还别出心裁地一层层用浆糊粘在毛主席和鲁迅的语录后边挂在墙上。”这是多大的恐惧和强大的使命感使然。这个细节让我们这一代人看到了前辈作家身上所具有的忘我的责任承担，和为历史书写的文化自觉。那是要掉脑袋的写作，然而冯骥才坚持了下来。关于“伤痕文学”前后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因此被披露出来，以历史见证者和当事人的双重身份，读者将知道当时作家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品《铺满鲜花的歧路》是怎么受到批判质疑和肯定的，也显示出当时复杂的文坛情势。
虽然已是“文革”结束，作家不忘记通过身边一个个作家生活场面的细致观察控诉和批判“文革”对人类心灵的戕害。“叶文福忽然哭了，哭得愈来愈厉害，以至痛哭出声。后来他说他在‘文革’初期当红卫兵时打了自己的老师，而且很狠。他对不起老师，后悔难当，他恨自己，恨透了自己。”冯骥才在同为作家的叶文福那里看到了那个时期给人的精神痛苦。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描写，表达的是作家们的觉醒和自觉的心灵审判，令人震惊。
文中还写到大作家张贤亮，他为了一首小诗22年5次入狱，出来后不习惯坐着，靠墙蹲在地上抽烟。大家笑他在牢里蹲惯了。这个看似轻松的文字里，我们几乎可以读出眼泪。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有多少生命的尊严受到逼迫，有多少真相受到遮蔽?
同样的，以时间为线索，作家也通过细节的描述，为我们生动地刻画出当一个时代发生变革，当一切都恢复到正常的时刻时作家的精神面貌，以及时代变化在作家那里发生的微妙变化。文中有一段：“据说‘文革’中秦牧是广东文艺界头号黑帮，此刻他安闲地坐在这里读报，说明天下已经变了。”作家没有用轰轰烈烈的历史场景表达“文革”结束的时代变化，没有用戏剧性的笔法表达人们内心的狂喜，而是摘取了时光的一个角落，摘取了那么一个温馨的情境，什么都没说，却什么都包含在里面。一句“天下已经变了”把作家敏锐的心理推到前台，把内心的狂喜藏在身后。坚冰之后的凌汛来到了，春天来了!
由一个人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用一个人的特殊经历，通过文学的手法生动地表达对那段重要时期的认识和看法。这是作家冯骥才，这位已经72岁的古稀作家的努力。
随后他还将继续个人回忆录写作，在我看来这不是一般的回忆录，是带有明显文化历史意识的回忆录。作者抓取的可能只是自己生命历程中的一小段，却能呈现一个大世界一段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