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在可以找到多个版本的江青传记，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位中国曾经的第一夫人，仍然充满好奇。尤其是，对于未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一代来说，江青或许只是一个名字，她与“四人帮”捆绑在一起，成为了“历史的罪人”。很多人对于江青在生活中是怎样一个人，其实知悉不多。这或许也是近日《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最近能够畅销的原因。
此书作者是在江青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期间，他在江青身边担任秘书五年八个月零七天。他通过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的往事，解析江青这个人。概括起来，此书有以下几个看点：
第一，证实了江青确有“妖魔”的一面，如其冷酷、霸道、野心、蛮横、虚荣，对文艺界知其底细的人及身边工作人员的迫害、苛刻等等，令杨银禄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感叹在江青身边工作的几年，“我过着梦靥般的生活”。
第二，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而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细节。如江青与林彪集团既勾结又明争暗斗，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情感纠葛，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实际情况，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江青怎样和他谈话，等等。
第三，透露了发生在江青身上几点令人震惊或不解的故事。如江青的三次流泪，其中一次是因为谢富治去世，一次是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的表演艺术所感动，冒雪深夜去看程砚秋的遗孀。还有一次是看到反映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突破世界数学难题，极为感动而落泪，并指示改善陈景润的居住和科研条件。
第四，澄清了几则坊间广为流传的说法。一则是说江青有“三假”，即头发是假的、乳房是假的、屁股是假的。书中作者讲“我作为在江青身边工作了近六年的工作人员，可以负责任地讲，这是谣传。江青的头发好得很，黑黑的亮亮的、厚厚的。”而且还转述了江青告诉他的养发秘诀。再有就是关于江青的生活作风。社会上流传江青“文革”期间有生活作风问题，作者在书中以确凿的事实和理性的分析说明江青“不能做、不会做、没有机会做，也不敢做那种低级下流的事”。
第五，江青爱好摄影，书中对她的这一爱好有较充分的描述。有许多人知道的署名李进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去年此照片拍卖价高达34万)、江青为林彪摄制的“孜孜不倦”学毛选的照片，更有虽然人们见过但不知摄影者是江青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照片。
【书摘精选】
江青的一天
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漱完口、吃完粥，护士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洗完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
到办公室以后，阅批文件、看资料是她每天的必修课。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柔和的灯光下，体味着自由、权力、地位、高贵。办公时，她习惯吃点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是为了消解生命中的某种紧张。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日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三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江青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江青英姿飒爽。散完步，即到17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乒乓球，或是看电影。在17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
江青的午饭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6时左右起床，如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则看半个小时文件，就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17号楼打扑克、打乒乓球等。约晚上8时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17号楼礼堂看电影。有时还约上电影界的导演、摄影师、灯光、美术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叫他们学习文化艺术。看外国的原声电影时，就请去外语翻译。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
江青对看电影尤为着迷，有时一连看两三部电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复看。我们说：“江青看《红菱艳》，百看不厌。”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多么晚，也到17号楼看上一部电影，仿佛只有坐在那宽大的银幕前才能使过去的时光重现。她看完电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楼睡觉。
回住楼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大约凌晨4时，江青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
这就是江青一天的生活。
常委梦一再破灭，对军权觊觎已久
在杨银禄给江青当秘书的那几年，时刻能感受到她的政治野心。
1969年4月28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到了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召开了，原来的五名政治局常委减少了两名：其中陈伯达倒在了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一年后，林彪叛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这时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名政治局常委了。在此期间，江青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排名节节攀升，从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如果不出意外，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在毛泽东的干预和反对下，她的常委梦破灭了。
不过，江青的政治野心仍然不死。1973年下半年，因外事工作引发的“批周”风波中，毛泽东有几句分量很重影响极大的话，叫作：“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1973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错误。从21日起，中央政治局每晚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连续开了18天会议。在此期间，江青认为“倒周”的时机已到，便肆无忌惮、无限上纲上线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并提出增补常委的要求，企图以她自己取代周恩来或叶剑英同志。
12月9日，毛泽东分三批同王洪文、周恩来、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指江青)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该那样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周总理“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位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于是，“批周”会议宣告结束，外事工作仍然由周恩来负责。
江青在错误的时间，错误地猜测了毛泽东的意图，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提出了错误的要求，得到的是严厉的批评和常委梦的又一次破灭。
江青对军权也觊觎已久。“1971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叶群，请她请示林彪，她想参观空军飞行表演，看看军事训练情况，同时照个照片，转移一下脑子。第二天，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行六人，浩浩荡荡地来到某空军机场。”杨银禄回忆，飞行表演结束了，江青余兴未尽，又提议择时到另一个机场看空军飞行表演。两天后，江青由叶、吴、李、邱陪同，到天津附近的某军用机场看飞行表演。他们到达该机场以后，和两天前的程序相同：欢呼、讲话、捧场、合影、飞行表演。不过这次参加表演的飞机更多，规模更大，飞行动作花样也更多。江青一边看一边说：“解放军是钢铁长城，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的，也是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其实我知道，江青观看这两次飞行表演，实际上是想试一试，军队是不是听她的话，并以此在军队中树立她自己的形象。”杨银禄说。
本文摘自《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杨银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