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高粱》在高密拍摄期间，莫言携女探班管谟贤供图
莫言旧居管谟贤供图
莫言获诺奖，大家都高兴。91岁的老父亲告诫我们弟兄：“谟业(莫言)没得这个奖，和大家一样高;得了这个奖，就应该比别人矮半头。”我理解老人的意思，是让我们更谦虚，做人更低调。所以，今天我是抱着“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态来写此文的。我准备从齐文化的角度，谈一谈莫言以民间的立场对中国文学经典从《诗经》到鲁迅的传承和发扬。
大家都知道，莫言的第一学历只是小学五年级肄业，后来虽然进了军艺文学系，再后来又进了北师大作家研究生班，最终得到了文学硕士学位，但这毕竟不是真正的文学科班出身。我曾提醒他多在国学上下一番工夫，他也自知，比起鲁、郭、茅、巴这些文学前辈，自己在知识上有缺陷，所以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初，尤其是到了保定以后，一方面因教学的需要，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一方面也加倍努力地恶补了文学经典这一课。从《诗经》《楚辞》开始，直到明清小说，连鲁迅、郭沫若都很下了一点功夫。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史记》的研读，有着不同常人的独到见解和心得。话剧《我们的荆轲》同样是写刺秦，却能另出新意;而《霸王别姬》将虞姬和吕雉作了主角，堪称别开生面。他对六朝志怪、唐宋传奇、元明杂剧，尤其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情有独钟。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山海经》《搜神记》《世说新语》《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经典直到鲁迅小说的传承的发扬。例子不胜枚举：在他的长篇小说《十三步》里，中学教师方富贵、张赤球被火葬场美容师换了脸，使人想起了《聊斋》里的《陆判》;屠小英思夫一节里的三个故事直接就是《警世通言》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的翻版;整个一部《生死疲劳》，使人联想到《聊斋志异》里的《席方平》等多篇人死复生，死后转生的故事;《蛙》的个别章节使人想起了《聊斋志异》里的《青蛙神》;《酒国》里的杂技艺人种桃，《檀香刑》里砍下的人头会说话，《四十一炮》里的五通庙，都使人想到《聊斋志异》里的有关篇什。而他的短篇《月光斩》和《灵药》使人想到了鲁迅先生的短篇《铸剑》和《药》。他的中篇小说《欢乐》里散出了《白光》的意象，《十三步》的笔法有些地方像《故事新编》的腔调，长篇《酒国》则使人联想到《狂人日记》里的有关章节。莫言还有一个短篇小说《粮食》，连第三人称“她”也如鲁迅一样改用了“伊”。另外，莫言对古典章回体的娴熟运用、对佛教经典的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生死疲劳》)，对民间叙事方法的运用，对戏剧的唱词，民间说唱的熟稔模仿(《檀香刑》《天堂蒜薹之歌》)功力不同一般。而他的文风汪洋恣肆，一泻千里，犹如庄子;叙事状物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类似汉赋;诸如《司令的女人》诸篇，通篇四字句，不失《诗经》风范。莫言能写话剧，会写诗填词，堪称文学全才。这些都可以看到其对齐文化和经典的传承与发扬，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当然，这些例子，只是莫言作品的表面现象，但如果你完整地系统地阅读了莫言的所有作品，你就会发现莫言作品里弥漫着一种鬼神之气，凝聚着一种幻觉与现实融为一体的朦胧空灵的意象。因此，要研究莫言，要探讨莫言的成功，还是要从根上找，从齐文化谈起。
莫言是山东高密人，高密是齐地，齐地依山傍海，海洋的浩渺无际，波谲云诡，海市蜃楼的奇幻，是孕育齐人好奇思遐想和空灵浪漫性格的自然条件;齐地富有渔盐之利，商贾盛行，海上贸易发达，是形成齐人经多见广、语言流利，反应灵敏的经济地理条件。加上高密上古地属东夷，向以鸟为图腾，自古以来多神仙方士，黄老道家学说比较行时，故齐文化滋养的齐人，更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具有更为开放的心理素质，他们的思维框架能接受更多的新生事物，容纳那些宏大不经的怪异思想，他们“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性格豪放，与时俱进，具有极强的现实功利主义色彩和空灵浪漫的创作精神。这也是齐文化的精髓。
齐文化通常是与鲁文化并提的，统称为齐鲁文化。但二者还是有差异的。鲁文化以孔子为代表，“子不语怪力乱神”，赞赏“箪食壶浆”，“居陋巷”，不以为苦的精神。齐文化以管仲为代表，有点反其道而行之。在精神层面上，齐文化是“泛神论”。蓬莱仙话代代流传，民间信仰的神祇，范围相当广泛，它既有天地万物人格化了的自然神，也有传说故事中凭空造出来的神，甚至还有不分佛道系统根据需要随意捏造出来的新神或经过改造的旧神。除了各种各样的神之外，还有各种灵物：狐狸成了狐仙，黄鼠狼成了黄仙，甚至一树、一石、一条鱼、一个物件都可成神成精。在莫言小说里，不但多次写到过鸟老头、鸟儿韩、会飞的女人，还写到过狐狸、黄鼠狼、刺猬以及鱼精、鳖精、蜘蛛精、公鸡精和柳树精，甚至连笤帚疙瘩都成了精，这一切都来自高密民间传说，与齐文化一脉相承。
齐文化中的民本主义和民主精神，虽然离不开儒家的框框，但也有不同。齐人不拘礼法，自由自在，志高气扬，尽其自乐，享受生活。《史记·苏秦列传》里说，齐国国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多么自由自在，多么会享乐，多么热情奔放!
自古以来，山东出响马，山东出好汉，山东人豪放耿直，敢作敢为，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红高粱》里爷爷奶奶们那桀骜不驯、自由张扬的个性，惊天地泣鬼神、英勇悲壮的抗争，敢爱敢恨，酣畅淋漓的爱情;《丰乳肥臀》里母亲上官鲁氏那吃大苦耐大劳，忍辱负重、宽厚仁慈、不屈不挠“像韭菜那样长了割，割了长”的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檀香刑》里猫腔班主孙丙那“响马不敢说的话你敢说，强盗不敢做的事你敢做”，领着乡民抗德、扒铁路，视死如归的凛然大义，无不闪烁着齐文化的色彩的光芒。
莫言自己曾说过：“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灵魂。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鸟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的内容。”自从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中公开亮出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莫言创立了自己的文学王国。这个王国的创立，得益于莫言在故乡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在这二十多年里，莫言喝胶河水、吃高粱米、干农家活、看茂腔戏、读古今闲书、听民间故事和山东快书、欣赏剪纸、泥塑、扑灰年画。他和故乡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是土地与禾苗的关系”，莫言是在齐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文学真正丰富的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有研究莫言的学者说莫言是“民间写作”。我的理解，所谓“民间写作”，即是莫言自己说的“作为老百姓写作”，即用百姓的身份说老百姓的话，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叙老百姓的故事。写小说，其实就是讲故事。莫言曾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会讲故事，能写小说的农民”。多年来，莫言的思绪一直跨时空地行走在高密东北乡的乡间小路上，用全部身心体味着高密东北乡泥土的芳香，感知着乡亲们的痛苦与欢乐，进行着个性化的创作，张扬着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张扬着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精神，深刻地、形象地、真实地反映着中国的现实，把大雅和大俗熔于一炉。所以，我一直不同意有人说莫言是魔幻现实主义，是什么先锋作家、现代派之类。不错，莫言是受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但莫言自己说，他连《百年孤独》和《喧哗与骚动》都没有读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说过，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是两座灼热的高炉”，我要逃离他们，否则我就死了。我们说，莫言是现实主义的，但其主体不是魔幻。魔幻现实主义对于莫言，充其量不过是启发，是借鉴，是催化剂。莫言是高密的，是山东的，是中国的，正因为如此，莫言才是世界的。一个中国作家，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抛弃中国传统，脱离中国的现实，是不可能成功的。莫言的作品尽管有点魔幻，有点空灵，有点浪漫，甚至有点鬼气，但都是从传统、从经典里来的，都不曾脱离现实生活。《红高粱》从抗日写到人民公社，是以历史和现实事件为原型的;《天堂蒜薹之歌》直接写了当下的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酒国》揭露了公款吃喝和官场腐败;《丰乳肥臀》从抗日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生死疲劳》所关注的是滋生万物被农民视为命根子的土地;《蛙》则写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
总之，莫言一直坚持纯文学的立场，写人，写人性。写中国人，写历史的、现实的中国人。把此当做作家的首务。莫言“把坏人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笔锋所向，直刺人的灵魂深处，对自己也不放过。这样的作品才真实，才深刻，才厚重，才有传世价值。这是莫言在对齐文化和经典传承的基础上的发扬与创新。沿着这条路，莫言获得了成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了世界，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坛上的地位。
(本文作者系莫言的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