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作为古老的文体之一，在古典中国渊然而深，如同小说之名与实的演变一般，由杂体文章之一种，逐渐被历代文人灌注入趣味、辨识、人格襟抱，走向独立的文学之蕊。两宋之间，随笔体笔记兴盛，待至明清，笔记体小说蔚然成风，蒲留仙之《聊斋志异》，终达黄钟大吕。

　　新时期文学伊始，古老的笔记体小说重新焕发生机。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李庆西等，皆是其中的名家好手。他们调动了多种叙事手法，精心钩沉市井民俗的百态生活，使得这一文体更加趣味化和文人化，由此衍生出“新笔记小说”的理论命题。文学落潮经济成为显学以来，笔记小说受到冲击，渐呈式微的迹象。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笔记小说渐渐靠拢小小说的阵地，其亦幻亦真的手法，奇人异事的挖掘途径，为一些小小说作家所钟情。与此同时，笔记体小说也由全国性的症候转向地方，部分小小说作者利用自身野史逸事的积累，不自觉地跨入笔记体小说创作的方阵之中，如此成为地方性文学格局中重要的补充。

　　毋庸讳言，中原堪称笔记小说的重镇。河南自身即为小小说写作的大省，这里有《百花园》《小小说选刊》等重要阵地，有杨晓敏这般专事小小说也包括笔记小说理论创建的评论家。就创作层面而言，近20年来，这里走出两位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人物，一为《陈州笔记》的作者孙方友，一为《宋朝故事》的作者张晓林。两位作家之所以站立枝头，概在于系列写作的坚持和守恒方面，当然，语言的老辣和叙述的别致也是其中显明的要素。不过，两者所取风格路数不同，孙方友的陈州系列，以故乡淮阳这一中原腹地为文学地理学的标记，选取各类市井或底层人物，向文本中注入百年中国风云变幻之节律，故而兼具了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意义。再加上其本人如同高尔基般丰富以致传奇的人生履历，使得其能够运笔如风，人物故事的勾勒生动传神，乃十足的接地气的作品，也因此，“笔记体小小说之王”的美誉非空穴来风。

　　现居于汴梁古城的张晓林则对北宋时期的士林生活方式、精神生态情有独钟。目前来看，其已经结集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他的家乡圉镇为背景的系列作品，和古称“雍丘”现称杞县为背景的系列作品，铺展了官员、捕快、盗贼、奇人、女子等众生相。圉镇现为杞县于镇，地方虽不大，却名人辈出，为董宣、蔡邕、蔡文姬、江统和李可大等人的原籍所在。圉镇和雍丘系列展开的是世情百态的描摹，极强的故事性后面，是作者对世相、对社会底层文化习性的体察。比如《红薯泥》一篇(红薯泥为豫菜中一道极具杞县地方风味的名菜)，手艺人老胡有一手做红薯泥的绝活，不愿违背内心信念为一个大人物献艺，付出了十指被剁掉的惨烈代价。其徒弟新根娶了婆姨之后，耐不住劝说，将老胡死前的嘱托抛之云外，成为唯利是图之人。两相对比，老胡的气节操守如奇崛的松树，孤悬于峭壁间。笔者注意到在处理这一类故事之际，张晓林并没有让其笔下的奇人奇事走向奇幻，而是向内掘进，发掘众生相中的操守、名节、忠义、信与耻等文化根系，这些可贵的德行虽然尘烟覆盖，一旦拨开，其光芒卒不可掩。

　　另一类则是宋朝故事的系列作品，恰是作者日前用心打造的力作。他计划以笔记体小说写就十卷本《宋朝故事》，欲以相互关联的人物故事串联起167年的北宋历史，这些独立的短章汇聚在一起，川流成河，实现其以笔记形式再现北宋时期宫廷生活、政治生态、士林精神的宏愿。其中《书法菩提》业已独立成章，这些作品以书法人物为切入点，旁及众多士大夫的生存本相。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即文官制度，待到北宋臻于烂熟，士林精神堪为其时社会之本质所在。西方一位学者曾做过如此的表述，大意是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可由人们对待知识分子群体的态度中见出，若其言成立，那么，考察士林精神生态就具备了非同一般的意义。除了观照士大夫的生存真相之外，《书法菩提》另辟蹊径，展开对书法艺术真谛的追问，如蔡京临死前的悟道，黄庭坚见到怀素真迹后的自省，米芾的痴狂，苏轼之人格、文章、书法的知行合一，等等。人物故事后的深刻诘问，缘于张晓林自身的书法功底，作为全国书协会员、省书协理事，探察书法艺术与自然万象，与天地人生的深刻渊源，可谓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总体观之，宋朝故事系列不同于其早期对故土世相的刻画，每一个独立的故事后面，皆有着严谨的历史考据，丰富、细微、宏大。众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借助场景、故事纷纭而来，令人叹为观止。或者可以这样说，宋朝故事所彰显出的重视历史细节的小叙事方式，以及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为张晓林笔记小说的独特性之所在。士林之德性操守，安身立命的方式，通过细部的重现，得以在纸张上奔跑、展开。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的方法，独树一帜，《宋朝故事》的作者张晓林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史为文，为笔记小说，化史实为纷纭万千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的后面，掩藏的是川流成河，敦化为众的中国式的知识分子的立身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