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前，浩浩荡荡的五四爱国运动激荡华夏大地，一股红色巨流开始在远东大都市上海涌动。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知识分子、革命者、国际友人在这里会聚，各种观念、思想、“主义”在这里交锋，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在这里发酵、成长，直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记者重回那一座座非同寻常的石库门，追寻新文化运动的上海足音。
《新青年》在这里“凤凰涅盘”
斑驳的乌木大门、典雅的红漆窗檐，依稀可见大约百年前的雕梁画栋……今天，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一处典型的两层石库门建筑依然住着四户普通人家。与熙来攘往的商业街区淮海路仅一线之隔，这里就是95年前五四运动发生后《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往上海的“落脚点”。
这栋建筑始建于1912年，迄今“102岁高龄”。门楣边有一块镌刻着“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字样的铭牌，其上还有一块更小的铭牌，刻着“陈独秀曾在此居住”。
五四运动发生后，1920年春，陈独秀从北方迁居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转移到上海。这一年他大部分的光阴都在这座石库门里度过，有时纵论时事，有时谋划劳工运动，并对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运筹帷幄。
当初这里的门牌号是“环龙路渔阳里2号”。楼上厢房为陈独秀夫妇的卧室，统楼为书房，楼下客堂用于会客。史料记载，彼时“堂上还挂有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而一楼一侧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1920年，这幢石库门寓所迎来了维经斯基、毛泽东等人。
在狭小的书斋中，陈独秀先后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并在此办公。同一年，《新青年》在此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型。
1920年5月，《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其中李大钊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阐述了五一节的来历和伟大意义，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直陈时弊。《新青年》的新气象，被视为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的重要标志。
今天一些历史学者认为，这样的转型可以用“凤凰涅盘”来形容，最终《新青年》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等与中共创建密切关联的刊物，也随之问世。研究者发现，陈独秀还在此校对了陈望道翻译并送至上海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
“我们全家在这里守着《新青年》，这老房子都已经100多岁了，墙有点酥松，但结构还算挺得住。”白发染霜的赵先生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老宅中生活了近40年，他指着石库门外正在搭建的脚手架说，“今年房管所准备翻修这里的屋顶，预防漏雨”。在老赵的设想中，总有一天这里会变成一座博物馆或者陈列室。
杜威、罗素不约而同来到上海
今天，当一些西方汉学家回望中国的“五四”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场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洪流中，也有欧美思想家的身影。1919年至1921年之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伯特兰·罗素相继来到中国。杜威是五四运动的见证者，在中国开展了长达两年多的访问及演讲，罗素在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二年来到中国，停留长达10个月。
杜威和罗素都是坐船来到中国的，他们到中国的第一站都是上海。1919年4月30日下午，五四运动爆发前4天，杜威乘坐的客轮停泊在上海港，他的中国之旅就此展开。五四运动发生后，杜威曾在上海与孙中山见面。杜威后来在给女儿的信中描述了与孙中山共进晚餐的情形，其中包括讨论“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的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杜威被中国“迷住了”，他将自己的行程一拖再拖，在华足迹遍及了当时的10多个省。到了1920年，杜威在其《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比杜威年轻13岁的罗素，则在1920年10月来到中国，首站也是上海。史料记载，罗素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十分感兴趣，自称“不是来谈哲学问题的”，“是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的”。昔日罗素访问过的上海“申报馆”大楼，如今仍默默伫立在汉口路山东路的转角处。
杜威和罗素的到访，适逢五四精神风起云涌，两人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也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他们的言论时常出现在同一报章的同一个版面上。已故美国着名汉学家费正清曾指出，伴随五四运动的发生，杜威和罗素的到来，使“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理念，以及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开来，他们的演讲拥有大量听众。费正清还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感慨于上海这座城市对思想传播的进步意义。他写道：上海就是这样扮演了许多角色--在出版业、报纸和日趋活跃的舆论的支持下，上海还成为中国改革和革命思想的主要中心。
蔡元培的“上海缘”
这是一座乳黄色的三层花园别墅，掩映在五月的春光中。在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位于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的这栋住宅，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是蔡元培先生的上海故居。上世纪30年代，年近七旬高龄的蔡先生在此度过了他人生中在上海的最后一段时光。他的学生们发现，终其一生蔡先生个人没有置产兴业，即使是这一处住宅，也是租赁的。
对于祖籍浙江绍兴的蔡元培来说，大都市上海曾是他多次实践教育理念和梦想的“试验田”。他两度“执教棒”于上海交通大学，成为一段佳话。1901年，上海交通大学尚还处于南洋公学的雏形期，蔡元培就曾来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这个100多年前的“特班”，专门招收具有较高旧学修养而又有志于西学的读书人，学习科目涉及外国语、理化、数学、史地、理财等，蔡元培在“特班”尝试了宽松自由的教学方法。
可能连蔡元培自己也未曾料到，在这种中西合璧的新式教学中，孕育了日后支持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特班”中的黄炎培、邵力子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专门组织上海学生声援北京。“特班”中还走出了李叔同等文化名人。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多年以后，蔡元培再度回到上海，二次结缘上海交通大学，此时他的教育思想体系已日臻成熟。1928年，他担任上海交大校长，主持“撤科分系”改革，奠定了这所大学的现代学制。数月后，他又在上海主持设立中央研究院，此后为“中研院”奋斗了长达十余载，历经抗战烽火，直至在香港病逝。
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在故居入口处新设的“蔡元培与上海”展览让参观者大开眼界。据了解，早年蔡元培在上海致力于推动“留法勤工俭学”，受益者包括陈毅等人;他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校，率先倡导教育权利男女平等;他提出“美育”思想，创办了“国立音专”，即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时，他还与鲁迅交谊深厚，理解并支持左翼文学运动。
今天，当人们翻开蔡元培故居按月更新的留言本，厚厚的册子上写满了感言。人们追溯蔡先生在上海的足迹，冀望五四精神能够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