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加耶夫斯基在中国领取“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游坚摄

　　1979年，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赴德国柏林短暂居留。当他终于得以远距离反观祖国波兰的社会现实和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时，他开始感到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只是某种精英分子的“空谈”，且不论他如何深地介入到人们的反对和抗议者活动之中，他们要求他的总是更多。他突然意识到：如此深陷一种“反对者的热情”，他在诗歌写作上的创造力会不会开始枯竭?扎加耶夫斯基由此萌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成为“有别于异议者的异议者”。他不无幽默地调侃道：“拥有一份写着‘去过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个人简历当然很好，不过我没有。”

　　他是因获得一项诗歌奖出国的。本来，在国内的社会抗议运动中他是积极的参与者，并因此丢了工作，只得靠兼职一份天主教刊物的编辑及其他方式谋生。那时，作为在“新浪潮”这一非官方文学运动中涌现的主要诗人之一，他的文学起步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地担当了为一代人发言的角色，而写诗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辩论，对那些空洞的修辞进行嘲弄、暗讽和戏拟。“我在二三十岁时写的很多诗，都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必须改变，这改变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方面我们的抗议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我的年龄也在增长，慢慢成熟起来，写的诗也就不会那么偏向于政治。”

　　如是，恰如日后在《漫游者》一首诗中写到的：“我孤身一人，但我并不孤独。”扎加耶夫斯基告别了仅仅是作为抗议写作的诗歌，而坚持在个人对世界外在的关注和内在的审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在波兰国内，他的转变却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他曾经的朋友朱利安·科恩豪塞尔批评他放弃了社会责任，改变了“集体的主题”，成为了一个单纯的“抒情诗人”。“为了忘记冲突现在他让自己止步不前了。为了和沉默的事物亲密对话他让世界到达了一个凝固静止的状态。”

　　虽然如此，这一转变带来的诗艺的拓展，却为扎加耶夫斯基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欧洲思想研究专家托尼·朱特称他为大师级的诗人，米沃什、布罗茨基、苏珊·桑塔格等对他赞誉有加。他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囊括众多文学大奖。但扎加耶夫斯基毫无疑问是谦逊的。日前，获颁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他首次来到中国。他坦言：“其实我领奖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内心有愧，我真的是一个如此伟大的诗人吗?我觉得诗人，可能在一瞬间闪现了某种的光;但更多的，我怀疑自己做得是否足够，是否能通过诗表现人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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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意义上，扎加耶夫斯基于2001年“9·11”事件后在《纽约人》上发表的诗歌《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集中体现了他竭力追求的“平衡”。“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的荨麻。/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纵使这世界是残缺的，依然要尝试着赞美。这确乎是一种矛盾。但正如扎加耶夫斯基在《多重性颂》里所说的那样：“诗生成于\矛盾之上但并不克服矛盾”。在他看来，被很多当代诗人视为必须回避，负面的矛盾，恰恰是诗歌需要拥抱的。在此次获奖感言中，扎加耶夫斯基说：“诗歌仿佛建立在一条窄道上，一边是可怕的、非人道的东西，另一边是友好的、鼓舞人心的、崭新的、欣喜若狂的东西。诗歌激励我们……但与此同时也不允许我们忘记困难和痛苦。”

　　或许正因为此，这首写于“9·11”事件一年半之前，也并非直接参与对其反思的诗作，却受到了美国民众空前的欢迎。据说，美国很多家庭里的冰箱上都贴上了这首诗，他也因此成为了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到的事实是，扎加耶夫斯基诗歌的影响，并非只是时势的造就，更是源于精湛的诗艺。正如其诗译者之一李以亮所言，他的诗有着强烈的道德感、伦理感，同时有着很强的对审美超越、审美愉悦方面的追求，这两者在他笔下达到了精妙的平衡。

　　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是对世界矛盾本质的呈现而非评判。在他看来，诗人必须超越纯粹思辨，而显示出他本原的生活。如和他同在休斯顿大学讲授创造性写作的但·莱芬伯格所说，扎加耶夫斯基相信自然的事实甚于观念，他总是“像谈论神秘之物那样谈论新洗的亚麻布或新鲜的草莓”。与此同时，虽然扎加耶夫斯基认为诗人处于一张错综复杂的矛盾之网的中心，但他从来不把这些矛盾推向极致的冲突，而是试图让它们之间达到某种富于创造性的和解。

　　这就不难以理解，桑塔格何以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是“对平静、同情，忍耐，对日常生活之宁静与勇气的赞美”。在《重点所在》一书中，桑塔格如是评价：这里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有忧伤，但也有别人的才华所带来的让作家感到坚强的快乐;这里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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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扎加耶夫斯基来说，写作诗歌也是他不间断地表现个人经历和民族历史的一种尝试。

　　1945年，出世刚满四个月的扎加耶夫斯基被迫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一次“流亡”，从他的出生地，如今属于乌克兰领土的利沃夫，到波兰境内西里西亚省的格里威策。而利沃夫，正是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在三巨头的商议里被划归了乌克兰。扎加耶夫斯基曾在克拉科夫著名的雅盖隆尼安大学学习哲学和波兰文学。1982年，因个人原因，扎加耶夫斯基移居巴黎。在经历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自我流放后，他回到了克拉科夫，他视此为自己的故乡。

　　显然，作为二战后出生的一代。扎加耶夫斯基未曾经历那个最为残酷的年代，但这个年代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他那首被当作所有移民和流亡者的圣歌而广泛流传的《去利沃夫》，就复苏了他对在婴幼时期被迫离弃的家园的回忆。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三十岁。他和一群年轻作家和诗人们来到利沃夫，城市的景象丑陋而破败，并不像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然而有一天，他和一个远房的表兄弟一起喝了点伏特加，仿佛打开了天眼，一个神启的时刻降临……

　　扎加耶夫斯基就如米沃什所赞叹的那样，写下了“对时间之流的沉思”。他“回忆”历史的疼痛，试着从中找到某种人性的东西，并将历史转化为抒情，转化为一种悲剧性的愉悦时刻。他唤起了人们对已逝的天真与美丽、虽不完美但已被理想化的过去的想象。“而此刻，每一天，总是，/匆匆，打包，/屏声静气，去利沃夫，毕竟/它存在着，安静、纯洁/如一棵桃树。它在每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