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强大的农耕传统曾被马克思命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其中，厚人伦与自然的艺术化构筑了这个传统的两个重要向度——实践的和审美的。两个向度相互缠绕，极大地影响和改造了这方土地上的文明范式、文化精神与思维方式，反映到文学上，则是恋土与返乡情结的浓郁。不独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语)使然，文人士大夫心中其实还藏有个田园梦、故土梦，正所谓乡关何处，欲语还休!

　　散文一度曾被认为是最能够直抒胸臆的文体，时至今日，各种教科书上，真实性、情感的真挚度、题材自由依然作为散文文体的三大特征而被强调。这种文体观念虽然在今天遭受了散文边界不断被拓宽的冲击，但是若将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传统文体比较的话，在言说的个人化、情感的直抒性、审美判断的直接性方面无疑是最突出的。恰恰是这些文体特性的存在，使得散文与故土书写、与家园情怀的抒发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乡愁的翻卷形成巨大的时代潮流，滥觞于流行文化、媒介、出版业、文学书写之中。“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凋零!”，这句话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广告语，它所带来的并非视觉的冲击，而是情感和想象空间的弥漫。顺理成章，散文积极投身于这支抒发乡愁的大军，故土与家园下的诸多碎石，皆被作者们捡拾起来，以铺就乡愁之路。

　　乡愁是一种情怀，一种莫名的情绪，虽然难以量化和物化，却必有附着，而故土和家园则是这情怀的直接载体。如此一来，能否在艺术上将乡愁成功处理，则取决于主体对故土的搭建和营造，这需要细节层面的透亮逼真和整体性层面的格调和氛围。细节的问题相对容易，毕竟，个体的记忆性经验如深井之水，源源不绝，可供打捞和照亮。恰恰是因为容易上手，泛滥的故土书写大多沉迷于细节发掘之上。童年往事、亲情因素、村庄人事、器物、民俗风情、饮食种类等等题材，皆是常见的取材形式，或许是因为受制于思维方式的单向度，多数从事故土书写的作者，将故土与情感投射直接对应起来，沉醉于炊烟的袅袅、人伦亲情的温暖、乡土趣事的洞察等，一旦对照现实，不免惶惑于恬静田园的逝去，感伤于往事随风而去。如此这般，容易掉入复古和一味怀旧的洞穴里，其实，故乡田园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只不过在当下转型期社会下变动之增速突然加大而已。也正是因为缺乏对故土、故乡整体性的理解和思考，在情感上过度沉浸进去，于是使得写作主体难以做到出乎其外，所以，这个路数的作品，所呈现出的故乡形象变得支离化、碎片化，纵然涂抹了炽热的情感，结果却依然是碎片化的。于是，故乡形象受限于强烈的“自我性”，成了想象的他者。

　　故乡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同时也应是群体记忆的共同体，并结实地附着于鲜明地方性经验上。一片苍茫中，其实还有个别作家潜心于故乡形象的整体建构工作，来自中原的冯杰散文作品恰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迄今为止，冯杰共出版散文集五部，其中四部在台湾出版，而台湾散文界和出版界看重的正是冯杰散文乡土的正宗性和完整性。上百万字的散文篇章中，冯杰一直坚持致力于“北中原”的营建和重现。这里的北中原即是一个地理符号，负载了作家的童年经验和乡愁所在，又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精确倒影。冯杰笔下的故土家园同样汇聚了众多的细节，而在处理这些细节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在“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这两个角度间的自由切换。前一个角度与自我情感的投入度相关，后一个角度与乡土世界的自足性、独立性、客观性相关，两者恰切融汇，如沈从文笔下边城式的故土田园得以巍然树立。若展开具体的考察，冯杰之笔触有两个特别的地方需要指出。首先是在乡土世界中本体的确立上，在其笔下，草类、树木、动物家畜与村庄人们一道，构成了乡土的本体，有些时候，草木植物及动物甚至高过人自身。冯杰对待草木精神有着独特的理解，翻阅其文，会发现他对《本草纲目》有一种特别的熟悉和偏爱，他在那些大地上最卑微、最寻常的草木身上，发掘到它们身上另外的神奇，红薯、榆树皮、茄子腿、石榴籽、凤仙花、楮树、牛舌头等，或者可治大书法家傅山的糖尿病及苏轼的咳嗽，或者在困苦年代拯救乡民的性命，当然，它们共同的奇效则是治疗人们的乡愁。其次，在其笔下，北中原这方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和动物等，他们和它们劳作的神圣性和美之所在，得以准确地捕捉和还原。即使是在困苦和贫乏的时代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然能够借助劳动充实生活，传承与昭示后人，建立朴素的希望向度。千百年来，栖息在这片大地上的乡民，其精细化的劳作方式，不单是为了解决生存之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劳动中自觉形成的美学态度，夯实了文化的本源，构筑了哲学、艺术的原点。而冯杰的乡土书写，以一花一世界的方法，逼近并还原了这一原点。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个来自美学上的判断，尤其适合对散文中故乡形象的解读。整体性的出位，单靠情感因素的注入远远不够，最重要的还有依赖于思索的纵深，正如胡塞尔指出的那样——诗和思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