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藏古今”，月湖侧畔曾经藏书楼林立。放眼望去，著名学者楼郁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黄宗羲的“续抄堂”、郑性的“二老阁”、徐时栋的“水北阁”等，书香幽幽，至今不绝。

　　天一阁无疑是最闪亮的一颗明星。一个城，以一座藏书楼为魂，实在是一件雅兴之级的事。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此阁不仅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也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三大家族藏书楼之一，现藏有古籍三十余万卷，其中善本八万余卷。

　　余秋雨的天一阁，是一座风雨楼，淌着漫脚的雨水打开的是一扇家族厚重的灵魂史，“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他认为天一阁“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天一阁是书楼建造完毕，才有天一阁这一阁名。全祖望在《天一阁碑目记》中说过：“阁之初建也，凿一池于其下，环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书，而有记于其阴，大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名阁。”单单从取名就可以看出范老先生对“书”单纯的钟爱，以致于只想有“水”来消除藏书楼的火患，全然忘记了书中自有的黄金屋、千钟署、颜如玉。

　　推门而入的小小庭院，在枝丫横逸的香樟树间，天一阁创建人范钦铜像目光凝重而沉静，像是这里永久的守护者。范钦是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

　　在天一阁藏书中，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因为多系孤本，且收藏量丰富，故被视作天一阁的镇阁之宝，备受学术界推崇。范钦重视对当代文献的悉心收罗，他的藏书中几乎没有一纸千金的宋版书，这与同时代的权相严嵩的藏书楼宝翰楼藏有六千多部宋版书迥然不同。范钦藏书中以明代人著述或者编纂刻印的图书为主，反映了范钦偏好“时人之作”、“下邑陋志”、“三式之书”的一个志趣。而这些书籍在有些藏书家眼里是不屑一顾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范钦囿于财力，只能退而求其次。范钦不仅是一位藏书家，他还依托天一阁丰富的典藏资源，进行一些著述、编书和刻书等活动，编辑了自选集《天一阁集》以及《范氏奇书》等影响深远的书籍。

　　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1566年，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制定了严格的族规——“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藏书楼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女子不得进入，外姓人不得进入，不得借书与外房他姓……违反者将受严罚。

　　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终于在1673年，大思想家黄宗羲扣开了天一阁的大门。那一年，铜锁在一具具打开，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这是黄宗羲发出的喟叹。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联结起来了。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

　　天一阁珍贵书籍的遭劫是与天一阁誉满全国同时降临的。清乾隆帝久闻天一阁盛名，在他下旨营造置放《四库全书》的书楼时，特地派人到天一阁考察并测绘构造图样。以后分列的全国文渊、文源、文澜、文津、文溯、文汇、文宗七大阁都按天一阁图样仿造。乾隆帝还下旨各省采访遗书，进呈备用。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只得呈了天一阁六百三十八种珍贵的书籍。乾隆帝为嘉奖范氏进呈之功，特赏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共一万卷。以后又赠天一阁《平定回部得胜图》、《金川得胜图》各一套。从此，天一阁誉满全国。

　　树大招风，从此天一阁屡遭劫夺。清道光庚子之役，英军袭扰宁波，闯进天一阁，掠取《大清一统志》及地理书籍数十种而去。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军进驻宁波的前后，当地窃贼乘乱，捣毁天一阁后墙，窃运大批藏书，论斤卖给奉化一个制纸作坊的商人。公元一九一四年，惯偷薛继谓，受书商指使，潜入书楼，晚间用小舟偷运，至少有一千余种珍贵书籍被偷。据说，被偷书籍，被奸商以高价售给洋人。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但是，历三百余年保存下来的这一万三千多卷古籍，仍旧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解放后，天一阁管理部门，经多方访求，收回了散失在各地的天一阁原藏书。宁波许多著名藏书家和他们的后裔，都把自己珍藏的书籍捐赠给天一阁保存。基中有冯孟颛“伏跗室”藏书;朱赞卿的“别宥斋”藏书;孙翔熊的“蜗寄庐”藏书以及张秀言的“樵离”藏书，杨容林的“清防阁”藏书等等，可谓百川归海。由此，天一阁藏书已逾三十万卷，其中善本书为八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