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诚守真 抑恶扬善
——从“说书唱戏劝人方”的曲艺美学传统谈起
在我的曲艺价值判断中，“说书唱戏劝人方”，既是中国艺人口口相传的普通艺谚，更是对曲艺美学本质性规律的经典概括。“逗你玩”与“劝人方”从来都不矛盾，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曾经自问：何为曲艺文学的特质?思考的结果是八个字：抱诚守真，抑恶扬善。随后“克隆”出一则微信发到朋友圈：检验曲艺的魅力，不仅看剧场里的鲜花和媒体上的好评，最终要看观众从中得到了多少文化的启迪;评定优秀曲艺家的标准不单是看他的票房好与坏，还要看他能否对大家敞开心扉，以诚相待;最健康的曲艺从不在意在电视上频频露脸，而是它的存在引领、推动着曲艺艺术向前发展;好曲艺不光是带给人们笑声和欢乐，还能在愉悦之后坚定信念，扬善抑恶。所以说“克隆”，是因为它虽出自我手，但“基因”却源自我们民族曲艺“说书唱戏劝人方”的美学传统。
我有不少以微信作平台通过交流对话撞击思想火花且学术上彼此包容、求同存异的好友。通过书写微信，这个圈子日益扩大。就在写这条微信的前一天夜晚，我在某电视台的少儿才艺大赛做评委，其间随手写下一则“感慨”，几分钟内竟收到了50余条点赞或短评。但是，此刻的情景令我沮丧，将它发出近20分钟，只有一颗“心”孤零零地悬挂着。不甘寂寞的我，只好把原打算隐藏的目的和盘托出：“我要去合肥参加第三届‘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活动座谈会，这是我初拟的发言要点，恳请好友给予批评、指教。”说出了真情，总算找回些脸面，有几位朋友阐述了他们的观点。重庆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程汪红女士说“说得好。只是担心这样的高度不是当下一般曲艺作者所能领会的”;青岛市曲艺团的相声作家莫宏说“当下曲艺理论最重要的应是强调与时俱进和避免‘非遗’”;潍坊市艺术馆的曲艺辅导干部任健说“好的曲艺从来都是让人在感官愉悦中心灵不知不觉得到净化，精神潜移默化得到提升。‘抱诚守真，抑恶扬善’固然没错，可如此题目极容易流向说教，如果内容缺少生动、鲜活的灵性，即使再好的观点，也很难引起今天这个喧嚣时代受众的关注与思考”;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画家杨枫说“中国的艺术美学一贯重视塑造人的典型性格，所以侯宝林的《关公战秦琼》、姜昆的《虎口遐想》、高英培的《钓鱼》等好作品最终都是赢在刻画小人物上——这是曲艺的美感力量，它对人的灵魂的净化作用和对人道德的升华作用是潜移默化、不露声色的，好曲艺都是醒世恒言”……
我拿着手机，反复咀嚼、品味着这些发自不同视角的真话。之后沉下心将其细细梳理、归纳，发现他们寥寥几语所折射的恰是当下曲艺理论、创作、演出及其观众欣赏等方面令人担忧的“脱轨”真相：理论与实践脱轨，所以“程汪红们”不得不嘱咐我远离“曲高和寡”;传统与发展脱轨，所以“莫宏们”才觉得“与时俱进”远比“传统”的话题重要;内容与形式脱轨，所以“任健们”唯恐我把一个没有问题的观点说出了“问题”;节目与文学脱轨，所以“杨枫们”才对昨日的一些相声依依不舍……
将这些零星的智慧聚起，它让我对曲艺整体现状的认识，清醒且深刻了许多。伏在桌案，给自己写下两段话：一、眼花缭乱的时代，人们更喜欢四处观望追寻时尚，而容易忽略对自我价值及美学传统的发现和研究。于是，我捍卫曲艺传统的微信，很多同仁对它不以为然。二、“劝人方”之“劝”，是“巧”，是“妙”，是真情的对话、交流与沟通。由此便认为，抽象化、概念化、脸谱化的“说教式曲艺”，不仅给“三俗表演”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也给一些优秀曲艺抵达观众心灵设置了障碍，让担承着“劝人方”使命的曲艺美学传统游离，曲艺家失去了当年“说书先生”应有的尊严与自信。
切莫小觑“劝人方”的作用，它支撑着曲艺从古走到今，通过其独有的魅力滋润与滋养着受众的情感和心，让人懂得爱，知道美，追求善，崇尚真。若为“劝人方”的价值验明正身，我们大可不必再搬出古代说书家柳敬亭来说三道四，我手头的一则“今天讲话”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它来自担任过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的自述：“搞外交几十年，能完成国家和党中央交付的任务，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听评弹。它让我懂得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心平气和、冷静理性地应对各种挑战。在世界各大洲的舞台上，都要向评弹艺术里讲的那样，要富有智慧和韬略!”很遗憾，在当下很多曲艺家与观众眼中，“逗你玩”竟成了曲艺艺术的“核心价值”。正是因为将审美标准降低了，某些曲艺便自然地去舍本求末，被“娱乐至死”、“拜金主义”等消极价值观征服，与之同流合污。
在我的曲艺价值判断中，“说书唱戏劝人方”，既是中国艺人口口相传的普通艺谚，更是对曲艺美学本质性规律的经典概括。“逗你玩”与“劝人方”从来都不矛盾，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逗是路径，劝是目的;逗是热情，劝是理性;“逗”愉悦的是人的感官，“劝”抵达的是人之心灵。一句话，“逗人好”不过是实现“劝人好”的一种过程与手段而已。一位西方哲学大师说：“过度快感可以扰乱心智。”我曾劝诫过某些相声创作者：没有“劝”的理性，你会让相声失去内在的秩序，若一句话一个“包
袱”，相声将与它的观众一起猝死。诚然，曲艺的“劝”，绝不是像我这样直白地呐喊，所以我的“劝”丝毫没有影响某些相声的下滑与堕落。学者胡适说，进化是“一点一滴进化的”。退化又何尝不是如此?!曲艺人“劝”的意识，是渐渐“丢”掉的;“劝”的功夫，是悄悄“溜”掉的;“劝”的传统，是慢慢“馊”的……
曲艺“劝人方”的传统，源自优秀曲艺家的智慧。曲艺家寻求智慧的最佳方式，就是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好问题是智慧的起点。而好的“理论”，无一不产生于人对实践及其规律的总结。我曾是姜昆“大曲艺”理念的支持者和践行者。我心中的“大曲艺”，就是曲艺人跳出江湖小圈子，心有大理想，认准大目标，学做大学问，承担大责任。我从不认为“大曲艺”是句空话，因为所有的大文化、大艺术都有一点一滴的积累过程。诸如此刻，呼唤“劝人方”曲艺传统的回归，也是朝着“大曲艺”移动的步伐。如同许多优秀的人文或科学理论一样，“说书唱戏劝人方”的曲艺美学传统，既是对曲艺实践的抽象概括，又是对曲艺实践的具体指导。只有从理性上对曲艺之“劝”有足够的认识，才有可能提早让“劝人方”复位、归队。我对曲艺之“劝”有这样的基本认知——
首先，“劝”的方向是曲艺家不间断地完善自我。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曲艺家劝人爱，劝人真，劝人善，劝人美，首先自己是从心底崇尚爱及其真善美的人。“先做人，再做艺;做好人，做好艺。”这些话，对所有的艺术家来说，绝对不是一句应景的假话和空话，而是从艺之本。一个对艺术和观众缺少真诚，乃至于是非观念不明、美丑界限模糊，即不能够与人为善、嫉恶如仇的曲艺家，靠着低俗浅薄的创作、表演，也许可以蒙混一阵子，但休想蒙混一辈子。当年有些卖假药的江湖骗子，为何走街串巷四处跑?因为“虚假”永远站不住脚。美国一位名叫孟肯的专栏作家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男人通过吹嘘来表达爱，女人则通过倾听来表达爱，而一旦女人的智力长进到某一程度，她就几乎难以找到一个丈夫，因为她倾听的时候，内心必然有嘲讽的声音响动。”我觉得这话有意味，因为把其中的男人换成曲艺家，把其“吹嘘”二字换成“表演”，把女人换成曲艺观众——就是一则恰如其分的曲艺点评。“劝”是曲艺家回避不了的必修功课，只有不间断地坚持学习，内心有了坚定的信念做倚靠，才有可能保持清醒正确的判断力和较高境界的审美情趣，其艺术才能永葆鲜活的生命力，亦才能“对症下药”，开出有益于社会与广大受众健康快乐的“劝人方”。
其次，“劝”的起点是曲艺家舞台上的真情诉说。一个偶然机会，我与一位在敬老院工作的年轻人坐在了一起。当听到我对他的工作辛苦发出感叹的时候，他笑道：“有失就有得，我们这儿也有当官的父母。有位大爷，他儿子是某局的头，前几天我托他去盖个审批的章，因为这事早就停办了，别人花了钱都办不成，可我一分钱没掏就办了。很简单，他拿着我的表往审批的人桌上一放：批了吧，人家替我照看着亲爹，咱得报恩呀。”这位小伙子的真话让我发现了一种真相：包括这一事例在内的以权谋私的腐败，不完全是金钱与利益的交换，更与复杂的人脉、人情、人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让我想到曹雪芹的文学主张：要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写出人物性格矛盾的侧面。很多曲艺作品中那种“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绝对化性格描写是不合情理且不符合真相的。曲艺自称语言艺术，艺术的语言就要回避开单一化与简单化。所以文艺评论家王朝闻先生才说：“流氓也需要说些人话。在流氓圈子里，人话有市场，他们虽然实际不是人，却又怕别人不把他当人。”一个社会也好、一种艺术形式也罢，都是“一假百病起”，所以“劝人方”的曲艺魅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曲艺家的真诚。
第三，“劝”的力量是曲艺家行进中的文化自觉。曲艺家的文化自觉，当然是指其对曲艺文化和曲艺艺术规律、特质等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与判断。这个话题容易将视角引向曲艺形式的技巧、技术层面，即对“无巧不成书”、“把点开活”、“包袱”、“悬念”、“贯口”等艺术技巧进行思考和研究。当然，对艺术形式规律的发现、尊重极为重要，但我觉得今天的曲艺其文化自觉似乎更需要了解并读懂自我生存、成长的历史，尤其应重视与加强对一些大师级曲艺家的艺术及其成长史的研究。比如，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夜行记》，原本就是一位警察“命题作文”写的行业或者说是专题作品，但经侯宝林的二次创作，它竟成为相声“劝人方”的经典之作——这其中的“道理”，难道不需要我们沉下心认真去发现和总结么?!读懂大师不是为了“照着讲”，而是要“接着讲”。当我看到某些相声拿着残疾人、形象丑陋的人等弱势抓哏逗乐的时候，我个人感觉他们是在“倒着讲”。
第四，“劝”的本质是曲艺家价值观的扬善抑恶。这句话是说，曲艺家若要“劝得住”、“劝得妙”，要有清醒的方向感和积极向上的社会责任感。学者任继愈先生他在耄耋之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让我难以忘怀，记忆犹新。当时记者提问：“您觉得对人生应采取什么态度?”老人脱口而出三个字：“不消极。”记者问：“莫非一辈子都保持积极的心态么?”老人毫不犹豫地言道：“对。面对人生你不能消极。但社会群体中个别人消极一点、悲观一点，也是自然的，因为人们有各种看法。不过，一个民族的多数人都消极，这个民族就垮了，就真的没希望，要上断头台了……对民族的劣根性、不正之风，你不批判、不呐喊，行吗?”
我想，这位老人的话，对今天肩负“抱诚守真，抑恶扬善”使命的曲艺与曲艺家来说，既是善意的提醒，也是真诚的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