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是拥有 117 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其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一家是有着 536 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前者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印行 5000 万册，《新华字典》印行 5 亿余册;后者出版的《牛津高阶英语词典》至今 60 余年，历经 8 次修订，在全世界发行逾 3500 万册。
35年前，这两家出版机构因为《牛津高级英语词典》等辞书在中国的出版走到一起;35年后，作为中国和英国最权威的辞书出版社，汇聚一堂，共话辞书编纂的经验与展望。6月8日—9日，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牛津大学联合举行辞书编纂研讨会。牛津大学出版社英语教学出版部总经理彼得·马歇尔，牛津英语大辞典编辑部总编辑米歇尔·普罗费特，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词典部主管刘浩贤，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王齐，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主任魏向清等词典编纂专业人员和专家，回顾了合作的历史，讨论了以“牛津系列”为中心的双语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编纂、翻译、应用、推广等问题，同时就数字化时代的辞书编撰与出版等问题展开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以辞书推动中英文化交流
1478 年，英国第一本书在牛津印刷出版。而两年前，凯克·斯顿才在英国制造出第一台印刷机。这便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前身。已拥有500 余年历史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最为中国读者所知的是《牛津英语词典》，一部先后用去 71 年时间编纂的“英语语言的终极权威”。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36 号，是一幢苏式建筑，老一辈的北京人都知道这里曾是中国文联所在地。时光荏苒，过往云烟渐渐消散，如今坐落在这里的正是商务印书馆总部——新的故事正在书写。
1979 年初夏，受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陈原的邀请，牛津大学出版社辞书部总编辑罗伯特·伯奇菲尔德出现在北京大学哲学楼的阶梯教室里。当日，伯氏演讲的题目是“谈谈辞书编纂”，他的听众中坐着商务印书馆外语工具书编辑室的全体编辑，这仿佛预示了未来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在辞书领域的合作。
改革开放后，对向世界敞开大门的中国来说，语言是一个不得不攻克的难关，而英语正是众多沟通世界的语言中最重要的一种。令人痛心的是，当时我们正面临着外语词典荒，尤其英语词典荒。商务印书馆自1897 年建馆以来，始终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加之具有编纂出版优秀辞书的历史传统，于是缓解并彻底解决七八十年来的辞书荒，成为商务不可推卸的责任——商务印书馆坚定了“双名”政策：只与世界一流的外国出版社合作，只引进世界一流的语言工具书。
1985 年 5 月，牛津与商务在香港举行“中英词典编纂研讨会”后，正式签约由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内地出版《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在双方的精诚合作下，这部词典成为中国内地最权威的英语辞书，为中国人走向世界、外国人走进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两家出版社合作的35年，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征程，其共同出版的“牛津英汉双解词典进阶系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积极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
时过境迁，虽然参与当年合作的人多已退出工作一线，但双方新生代的辞书编撰者与语言学专家却得以接续前缘，相聚于古老朴素的牛津城。
以职业精神服务读者
编纂词典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过程繁复琐碎，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非常巨大。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在辞书编纂上都体现出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以全球最受欢迎、最畅销的英语词典《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ALD)为例，自第七版开始，该词典加入了“牛津 3000 词汇”，并以钥匙符号标示。这是由70多位语言学专家和资深英语教师仔细挑选出来，提示读者重点学习的核心词汇。其选词标准有三个，首先是使用频率高。编纂人员根据英国国家语料库和牛津语料库提供的数据，从中提取最常用的词汇，这种科学系统的方式避免了个人主观性，真实反映了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其次是单词适用的语境要广，这也可以从语料库里分析出来。最后还要收录一些使用频率虽然不高，但十分有用的词汇。
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读者服务的精神还体现在勇于创新。在去年推出的英汉双解简体字版《牛津英语同义词学习词典》里，某些词条被创造性地加上了词义标尺：由灰色渐变为黑色的箭头图案，直观地呈现各个同义词的语义强弱程度。这样的设计对读者掌握同义词的区别非常有帮助。凭着多项创新的设计，这本词典入围英国文化协会英语教学创新奖。
商务印书馆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辞书出版品质，被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为合作对象。在出版牛津系列词典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给予高度重视，高标准地严格选择译者，建立科学严谨的出版流程，以保证牛津词典的权威品质。
牛津词典进入中国最主要的工作是翻译汉化，因此选择译者是关键。商务印书馆设定了考核译者的标准：有翻译词典的经验，英文理解能力强，汉语文字功底好，有严谨治学的工作态度。商务印书馆在全国招贤纳士，请大家参与试译，最终经过两家出版社的审读评判，入选者仅占1/4。
进入工作流程后，在翻译中，要经过译者初译、主编复核、两岸三地的知名学者审订的过程，以保证词典最大限度地被不同华语地区的读者接受。进入编辑出版程序后，词典的每一页都有两位编辑互看审稿，然后由责编统稿，再由主任终审，最后交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定稿。商务印书馆还专门聘请有经验的资深英文校对负责此项工作，专人专职，保证了所有环节一丝不苟，有时候一部书稿甚至达到六个校次。此外，严格奉行“改必有据”的原则，且要求编辑只能参考原版书和权威工具书，仅此一项，就是对编辑耐力和功底的考验。而正是这种严苛的要求，成就了这一系列词典的权威性，才使得它在词典如林的中国，一路领先，经久不衰。
以精诚合作共闯数字化新世界
面对近年来出现的电子词典和网络词典的挑战，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也坦诚地交换了意见。王齐介绍，数字化浪潮对商务印书馆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商务印书馆的纸质版品牌辞书逆势增长，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反映了人们对精品和权威工具书的认同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商务印书馆为了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不断推出电子书产品，如2006 年上线的“工具书在线”、2012 年上线的精品工具书数据库，以及不久前正式上线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App。王齐表示，在这一领域，双方还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可以挖掘。
牛津大学出版社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出版模式，十多年前就为数字化出版打下基础。上世纪 90 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便开始以 XML 数据格式编写词典内容，并着手开发计算机程序编纂词典。现在，其数据格式和词典编纂流程已完全实现电脑化，可供在电子平台出版的词典数据库也已建立起来，不但大大加快了词典的制作流程，还成功地在数字化出版市场抢占先机。如今，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在不断地拓展在线数字化出版内容。2000 年，其第一个在线产品“牛津英语大辞典”上线，此后陆续推出多个数字化产品。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牛津大学出版社也积极整合现有资源，努力开拓新产品，如 2012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业已在香港市场推出繁体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