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祠堂，可别将它送上最后一段不归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课，多是从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开始。陈氏文章有股演说气，句式铿锵，探及进步与保守时认定“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之后，几乎整个20世纪，与宗族相关的祠堂、村庙、祭祀等，都成了落后消极封建保守的东西。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相关场景着实不少，稍加检点，或能借此一窥祠堂文化的命运及其当下困境。

　　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年轻时思想激进到去“城隍”庙拔圣像的胡子;吉光屯里有个狂热的“疯子”，一心要灭了“社庙”里那盏守护全村百姓的“长明灯”，全忘了他的祖先还捐过钱。这个被村人骂作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终于引起公愤，连“四爷”大人都“严肃悲悯”起来，整个村庄笼罩着一片紧张气氛。上无片瓦寄居于土谷祠的阿Q突然想要“姓赵”了，似乎有那么点认祖归宗的小意思，更有可能是赵氏宗族在村里地位最显赫。当时还有个年轻作家许杰写了《惨雾》，乡间一场械斗，便彰显出不同宗族争夺土地的强悍——当然，越是强悍越显其“野蛮”，越是团结也越发“愚昧”。五四小说中的祠堂社庙村规家谱，好比一个个祖先崇拜、尊尊亲亲的家族伦理的文化隐喻，祠堂隐喻新文学作家眼中的“乡土中国”，昏暗阴森，却如铁罩一般冷酷强大地屹立着，代表现代文明的“疯子”则势单力薄，难以撼动，最终还要成为它的祭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中的大家族纷纷走向衰败。写实的作家不再停留于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学象征，他们发现在社会经济大变局中传统的乡村组织结构已经摇摇欲坠。文学家偏好一双社会学家的眼睛，祠堂开始上演种种现实人生可悲可怖可笑的剧目：军人在祠堂里逼死活人，祠堂的公道连同人一起被送进棺材(如沙汀《在祠堂里》);族长在列祖列宗前为非作歹，作奸犯科，可见祠堂威严不再;当然，也有带着温情的，犯了族规的萧萧竟然有了生路，可以不“被沉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吴组缃《一千八百担》，副标题赫然是“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这一天，荒年里的农民暴动摧枯拉朽，宋氏祠堂一千八百担粮食遭抢，宗族各支各室表面和气，利益面前是各怀心事、暗中斗法，地方望族至此气数已尽。吴祖缃这位“客观主义”者眼光犀利，非要揭开给人看，由社学、义仓、乡约、防御等构成的宗族组织，如何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国内的高赋税和农民暴动中毫无招架之力。这是宣告“封建宗法社会”的末路吧，字里行间藏了作者多少奚落与嘲讽!后半个世纪不用说了，白毛仙姑由鬼变人，小二黑的婚事由区长作主，装神弄鬼神神叨叨都得“改造”，文化变革与社会变革双管齐下，连最小单位的家庭秩序都要改变，何况这“封建制度之遗”。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实又让位于象征。祠堂庙宇书院再一次与传统文化划起等号，只是这次意象的情感内涵完全与五四悖反。《白鹿原》广受好评缘于它把祠堂、书院、乡约等代表乡村伦理和儒家文化的符号，来了一番浓墨重彩的生动演绎，说是新历史主义，实在与鲁迅当年的写作一样，一种对历史重新评判的态度。闽籍当代女作家项小米《英雄无语》这样写道，当“我”来到连城贫瘠大山里寻找祖父的革命印迹时，收获的是对客家历史的全新认识。小说未写“祠堂”，但当“我”身为知识分子、名副其实的红色后代，奔赴偏远故乡为祖爷爷祖奶奶修坟时，累累白骨前恍然听到一声“不孝子孙”的天庭霹雷。作者感叹：“血缘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奇怪。”这真是饶有意味。让人联想到中年吕纬甫为早夭的弟弟迁坟时喃喃细语的情形。当然，很多人既听不到天庭的霹雷，也听不见人心的细语，20世纪文化与社会巨变带来的结果是21世纪“拆哪”的加速度，配合着城镇化的步子，迅疾，凶猛，无所顾忌。

　　一个世纪里，文学中的那座祠堂，似乎走了一个圈，但并非回到原点。宗法社会的崩颓是历史的必然，但它所承载的文化在新世纪里却未必没有可资使用的价值。我们不是稔熟地、大张旗鼓地用着“回归”“血浓于水”“四海一家”“同文同种”“叶落归根”“敦睦乡谊”、“慎终追远”等话语么?试问，这其中哪一个词不是来自传统宗族文化呢?现实中的宗亲大会与寻根之旅，是从一宗一姓的历史认知与情感需求出发，发现我们身上共同的文化基因，最终获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乃至于建构起对民族未来的共同想象。如此说来，将大地上所剩不多的“祠堂”“庙宇”送上最后一段不归路，也就等于拆解了文化认同的“基石”，我们这代人，岂不真的成了“不孝子孙”了么?

　　(吕若涵 作者为福建师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