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 73

文学中的“祠堂文化”

2014-06-18
来源:南方周末

   留下祠堂,可别将它送上最后一段不归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课,多是从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开始。陈氏文章有股演说气,句式铿锵,探及进步与保守时认定“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之后,几乎整个20世纪,与宗族相关的祠堂、村庙、祭祀等,都成了落后消极封建保守的东西。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相关场景着实不少,稍加检点,或能借此一窥祠堂文化的命运及其当下困境。

  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年轻时思想激进到去“城隍”庙拔圣像的胡子;吉光屯里有个狂热的“疯子”,一心要灭了“社庙”里那盏守护全村百姓的“长明灯”,全忘了他的祖先还捐过钱。这个被村人骂作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终于引起公愤,连“四爷”大人都“严肃悲悯”起来,整个村庄笼罩着一片紧张气氛。上无片瓦寄居于土谷祠的阿Q突然想要“姓赵”了,似乎有那么点认祖归宗的小意思,更有可能是赵氏宗族在村里地位最显赫。当时还有个年轻作家许杰写了《惨雾》,乡间一场械斗,便彰显出不同宗族争夺土地的强悍——当然,越是强悍越显其“野蛮”,越是团结也越发“愚昧”。五四小说中的祠堂社庙村规家谱,好比一个个祖先崇拜、尊尊亲亲的家族伦理的文化隐喻,祠堂隐喻新文学作家眼中的“乡土中国”,昏暗阴森,却如铁罩一般冷酷强大地屹立着,代表现代文明的“疯子”则势单力薄,难以撼动,最终还要成为它的祭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中的大家族纷纷走向衰败。写实的作家不再停留于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学象征,他们发现在社会经济大变局中传统的乡村组织结构已经摇摇欲坠。文学家偏好一双社会学家的眼睛,祠堂开始上演种种现实人生可悲可怖可笑的剧目:军人在祠堂里逼死活人,祠堂的公道连同人一起被送进棺材(如沙汀《在祠堂里》);族长在列祖列宗前为非作歹,作奸犯科,可见祠堂威严不再;当然,也有带着温情的,犯了族规的萧萧竟然有了生路,可以不“被沉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吴组缃《一千八百担》,副标题赫然是“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这一天,荒年里的农民暴动摧枯拉朽,宋氏祠堂一千八百担粮食遭抢,宗族各支各室表面和气,利益面前是各怀心事、暗中斗法,地方望族至此气数已尽。吴祖缃这位“客观主义”者眼光犀利,非要揭开给人看,由社学、义仓、乡约、防御等构成的宗族组织,如何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国内的高赋税和农民暴动中毫无招架之力。这是宣告“封建宗法社会”的末路吧,字里行间藏了作者多少奚落与嘲讽!后半个世纪不用说了,白毛仙姑由鬼变人,小二黑的婚事由区长作主,装神弄鬼神神叨叨都得“改造”,文化变革与社会变革双管齐下,连最小单位的家庭秩序都要改变,何况这“封建制度之遗”。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实又让位于象征。祠堂庙宇书院再一次与传统文化划起等号,只是这次意象的情感内涵完全与五四悖反。《白鹿原》广受好评缘于它把祠堂、书院、乡约等代表乡村伦理和儒家文化的符号,来了一番浓墨重彩的生动演绎,说是新历史主义,实在与鲁迅当年的写作一样,一种对历史重新评判的态度。闽籍当代女作家项小米《英雄无语》这样写道,当“我”来到连城贫瘠大山里寻找祖父的革命印迹时,收获的是对客家历史的全新认识。小说未写“祠堂”,但当“我”身为知识分子、名副其实的红色后代,奔赴偏远故乡为祖爷爷祖奶奶修坟时,累累白骨前恍然听到一声“不孝子孙”的天庭霹雷。作者感叹:“血缘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奇怪。”这真是饶有意味。让人联想到中年吕纬甫为早夭的弟弟迁坟时喃喃细语的情形。当然,很多人既听不到天庭的霹雷,也听不见人心的细语,20世纪文化与社会巨变带来的结果是21世纪“拆哪”的加速度,配合着城镇化的步子,迅疾,凶猛,无所顾忌。

  一个世纪里,文学中的那座祠堂,似乎走了一个圈,但并非回到原点。宗法社会的崩颓是历史的必然,但它所承载的文化在新世纪里却未必没有可资使用的价值。我们不是稔熟地、大张旗鼓地用着“回归”“血浓于水”“四海一家”“同文同种”“叶落归根”“敦睦乡谊”、“慎终追远”等话语么?试问,这其中哪一个词不是来自传统宗族文化呢?现实中的宗亲大会与寻根之旅,是从一宗一姓的历史认知与情感需求出发,发现我们身上共同的文化基因,最终获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乃至于建构起对民族未来的共同想象。如此说来,将大地上所剩不多的“祠堂”“庙宇”送上最后一段不归路,也就等于拆解了文化认同的“基石”,我们这代人,岂不真的成了“不孝子孙”了么?

  (吕若涵 作者为福建师大教授)

[责任编辑:鄭嬋娟]
网友评论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