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世之珍更应

　　化身千百以流传

　　沈津在深圳图书馆作《中华古籍的魅力》讲座时，谈了许多有趣的「书事」，如现存古籍中甚少有注明或保留书价的，若能多一些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便可同各类史料记载的物价作对比，进行有趣的历史专题研究；又如，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看到过一部明代的「骗子书」，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丢包骗、换银骗、买学骗、炼丹篇、引嫖骗等骗术，读来不禁拍案叫绝……对於几乎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接触古籍的人来说，这些故事的猎奇性多於学术价值，然而，历史学家们却可从中获得大量有用的信息，而沈津，就是那个整理、传递信息的人。数十年来，他穿梭於世界各地，遍访海内外各大中文古籍收藏机构，翻阅过不下两万册珍贵古籍。在美国国会馆善本书库角落里，他曾看到过一堆无人问津的宣传天父天王「革命」主张的太平天国刻本；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又发现了23种同样的书，而这种刻本在中国内地最多只有8种……这些发现成了他后来笔耕不缀的动力。他告诉记者：「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和我们在一起时谈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我们都认为，这些藏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流落到美东地区，但只是收藏地不同。对於在海外图书馆工作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很愿意将这些中国传统的东西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归中国大陆，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比如，将收藏在美国的一些难得的珍本影印出来，这就是一种回归。另一种回归是通过善本书志这种方式，通过我们揭示的内容，让人们知道，海外图书馆还有这样一些珍贵文献，至少可以提供很多信息给那些学者，以便更好地利用。」

　　甘为学术研究「做嫁衣」

　　在哈佛的18年，沈津除了按照校方的聘任要求完成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宋元明部分﹞，还带领四位访问学者一起完成了清代部分，一一记录善本书库内古籍的书名、卷数、行款、板框、题名、序跋，以及作者简历、各卷内容、撰着缘由及版本依据、全书特点，甚至讳字、刻工、写工、绘工、印工、出版者、其他馆藏、收藏钤记等记录，供研究者参考利用。此外，他还从浩瀚书海中精心挑选出67种「中国内地、台北和日本都没有的，且具有学术价值」的珍稀善本，自发编辑成《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汇刊》，整整33大册，目的同样是为了「化身千百」。镕暇时间里，则是化名「书丛老蠹鱼」每周写一篇专业性极强的博客，介绍版本目录知识，兼忆叙一些以书结缘的故人和往事。让人吃惊的是，这些工作大多都没有稿费。《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在中国出版后，沈津觉得自己只是拿哈佛的薪水做了分内事，所以只向出版社要了一套毛边书作为纪念；博客也是随心而写，直到出版社主动找上门去表示愿意出版，才意外地拿到稿费。他说：「过去出版的书，我从没拿过稿费，像《书城挹翠录》、《翁方纲年谱》、《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顾廷龙年谱》、《顾廷龙书题留影》等，只要给我印出来，我就很感谢了，不要一分稿费，送我几十本样本就行了。至於出版社赔和赚，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打听。」再细问一层，这般风度原是得自师承。他说：「我的老师顾廷龙、潘景郑先生，也曾做过很多基础性的目录工作，编撰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所藏科学技术史料目录》、《司马迁着作及其研究资料书目》、《中国丛书综录》等，他们从一个图书馆学者的角度去做这件事，其中心思想是为读者查阅资料、利用资料提供方便，这就是老一辈图书馆学者的自我定位。对於我们做图书馆研究的人来说，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看，把他们的优点吸取过来，做出新的成绩来。」

　　「学问」就是多学多问

　　不论是公立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还是古籍拍卖市场，「版本目录学家」都是极为稀缺的专才。因此，在采访沈津之前，记者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培养一名版本目录学家」。可一看他的简历，顿觉没有可复制性：他1966年毕业於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随后入职上海图书馆，师从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其中，顾廷龙是古典文献学、版本学和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国宝级大师，潘景郑是章太炎、吴梅的学生，瞿凤起是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铁琴铜剑楼」的后人，三位皆是图书馆学界中响当当的版本目录学大家；1992年后往美国侨居18载，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饱览世界汉籍藏书精华。几人能有如此造化！直到采访时听沈津本人娓娓道来，才渐渐觉得，因缘际会之外，他的成才过程也还是有颇多可借鉴之处。其一，沈津能进入上海图书馆随名师研习版本目录之学，得益於上海市在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一项「接班人培养计划」，当时的主政者担忧老一代戏曲界、图书馆界、博物馆界名家的学问和技艺后继无人，於是着意挑选年轻人贴身学习，以作接班人。这种未雨绸缪的育才计划，今日更应在各传统行业广推。其二，严格的训练方式。沈津告诉记者，早年上图编撰《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时，他的工作就是根据卡片上登记的信息到书库里把书找出来，然后潘、瞿两位先生再根据书来校对、修正卡片。「他们校对后的卡片我几乎全部也核对了一道。顾先生说，学和问是两个概念，不仅要学，还要会问，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他让我一定要好好留意，哪些地方改过了？为什麽要这样改？凡我看不懂的，一定要请教两位先生。於是边学边问边实践，渐渐掌握了每个时期的刻本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字形、纸张有何不同等经验。功夫都不难，只是需要多实践。」沈津告诉记者，上海图书馆14000种善本他基本翻了一遍，做了无数笔记，由此打下了紮实的基础功。顾廷龙培养他的另一项基本功，就是临帖习字。沈津说：「老师要求我每天临池一小时，写大楷、小楷，所以我早年临过多种碑和帖，临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褚遂良、欧阳询。为什麽要练字呢？因为这对抄本、稿本、校本等不同版本的鉴定太重要了。习字，一是感受自己写和临摹的区别，自己写的字通常是一气呵成，临摹的字则是不灵活、死板的，字写得多了，一眼就能看出区别；二是要看熟各个重要学者、藏书家等人的字，比如翁方纲的字，黄丕烈的字，看熟了他的用笔，来一个假的，总是有破绽，一下就辨别出来了。关键是多看，多比对，真的假的都要看，还要不断去总结，才能积累出经验，同样没有速成的办法。」技艺之外，大师们专注、严谨的治学风范亦使沈津获益匪浅。他初入行时，先是颇迷恋过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后又一度沉迷小说，每次都被顾先生「晓以利害」再「拉回正轨」，坐稳治学的冷板凳。再后来，略有一些学习心得时又想「写些小文章」，顾先生说「文章千古事，你还不到发表意见的时候」，於是只好继续苦读，直到几十年后才在哈佛写下等身着作，果然厚积薄发，一出手就不同凡响。而且，他的每一本着作写的都是书事，连书名也几乎都带一个「书」字，如《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书韵悠悠一脉香》、《老蠹鱼读书随笔》和《书丛老蠹鱼》等。在今天浮躁的社会风气中回望过去，老一辈学人身上那份专注、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倾囊而出教诲弟子的坦诚，总是格外打动人心。人们常追问为何这个时代少有大师而太多「砖家」，答案其实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