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如今年近八十的中国学者，壮年时代无一幸免地受到政治暴风骤雨的洗礼。学者董健说：“我受的高等教育是残缺的，读书太少，思力薄弱，被煮成了一碗‘夹生饭’。”吴中杰与董健都生于1936年，颇有同慨，难能可贵的是退休后敢于反思历史，将人生的坎坷经历写入学术研究当中。增订版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便是吴中杰教授近年反思的学术结晶。

吴中杰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后记中说：“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读鲁迅的书，深受其独立思考精神的影响，不肯随俗，不想做驯服的工具，因而常常受到批判。但毕竟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时代的统治思想，像我这种在特定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思想仍不能不受到该时代主流意识的控制。”而改革开放以后，吴中杰的思想自由度提高了，从原始材料出发，重新研究一些问题，对于文艺思潮史的重新认识，也是对自己文艺思想的一个全面清理。

文学革命的大潮

本书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上限定在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下限定在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着重论述这六十二年间的文艺思潮流变。开篇描述文学革命的大潮，吴中杰引胡适的话：“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而吴中杰认为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必然在美学理论上有所反映，先行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蔡元培、鲁迅。三人提出了不同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新观点，引进了西方美学的新方法、新思路。“结束了中国古典美学，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有扎实的原始材料。从吴中杰的材料处理中，可见数十年文艺浪潮的起落。继《新青年》之后，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许多已被主流话语圈边缘化。比如鸳鸯蝴蝶派，他们为自己的杂志《礼拜六》做出这样的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妈，不可不看《礼拜六》。”引得叶圣陶写了《侮辱人们的人》，对之加以怒斥道：“这实在是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可是今天来看，类似《礼拜六》这样的广告，这两年不还在大众媒体出现过吗？

对于“新月派”，吴中杰另有一番分析：“新月派的艺术色彩和理论主张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闻一多倾向唯美主义，徐志摩富有浪漫情调，胡适之提倡实验主义，罗隆基宣扬人权精神—当然，胡适等人也宣扬，而梁实秋呢，他在哲学上继承新人文主义，在文学上则崇尚古典主义。”新月派的活动是从新月聚餐会开始的，“新月书店开张以后，他们每星期几乎都有一次饭局，徐志摩仍是中心人物。梁实秋等人聚集青岛时期，也是每星期有‘酒中八仙’的聚会”。半个多世纪以后，沈昌文时代的三联书店，不也是这么有滋有味地办他们的聚餐会吗？当今天的文化界许多人在集体怀念八十年代时，再回首更遥远的“新月年代”，不知作何感慨？

文艺史上常有此一时彼一时的评价，今天被捧上天的张爱玲便是典型例子。吴中杰不从流俗，下此判断：“至于有人因张爱玲、苏青的作品在沦陷区走红，就把她们看做汉奸作家，那当然是不公正的。”“虽然张爱玲的丈夫是汪伪官员，苏青的社会关系也较为复杂，但她们本人毕竟没有参加敌伪活动，而且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主要的还是得看其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情趣。”在吴中杰看来：“张爱玲的作品，也并无什么贵族气，倒是有浓重的市民意识，人物的活动都环绕着一个中心点：实利。”

1949后的文艺界

本书读来最惊心动魄的一章是《1949：中国作家社会角色的转换》。吴中杰生动地再现了第一次文代会的热闹景象，深见人性的幽暗。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后，文艺工作者诚惶诚恐。吴中杰写道：“北京大学的沈从文，是全国知名的小说家，只因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里将他斥桃红色文艺的代表，而这篇文章又为北大学生用大字报抄贴出来，吓得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前就割颈自杀，虽被救治未死，但精神已极其萎靡，后来没能在北大继续执教，只好到午门楼上当文物讲解员。”这一段可与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对照来读。

1949年后的文艺界，吴中杰可谓是历史亲历者，尤其《政治漩涡中的写作班子》一章，相当可信。吴中杰坦言与上海写作班的关系也很密切，他的妻子高玉蓉就是这个写作班文学组的早期成员。余秋雨、戴厚英这两位日后享大名的作家，都出现在这一章的描述中。比如“余秋雨在《朝霞》编辑部会议上也立即口气大变，他原来是说各条战线上对《初试锋芒》和《红卫兵战旗》等作品提出了意见，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确实存在，现在则说这两篇作品基本倾向是好的，不是毒草。”如果“余大师”读到这一段，会不会再次“含泪”呢？

吴中杰是鲁迅研究专家，在书中不时可见鲁迅的影子。而本书最后一章写到聂绀弩这位“鲁迅之后杂文作家第一人”，特别指出聂体诗是以杂文的笔法写诗，举聂诗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回望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这诗句何尝不是一种高度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