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
2002年年底，三十二卷本《沈从文全集》终于出版，其中四百万字系作者生前未曾刊发的且多为1949年后所写——九卷书信中有八卷写于1949年之后，这三百余万字书信“从数量上讲接近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由此，张新颖发愿为沈从文的后半生立传。
近三十年来，坊间流行的数种沈从文传记多侧重传主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在传主1949年之后迫于外在压力而“改行”这个根本原因之下，试图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不去干别的行当而独独选择了文物研究——张新颖认为湘西早岁生活及短暂从军所积累的艺术兴趣、审美素养以及《史记》《旧约》所形塑的深刻历史感、“有情”观念等共同促成了这一“改行”。
在《沈从文精读》中，您说过“在到目前为止形成的关于沈从文的叙述‘模式’里，其实已经显露出某种凝固化的倾向”，这种“凝固化的倾向”具体怎么讲？《沈从文的后半生》中您又说：“沈从文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的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您也重点参考过凌宇的《沈从文传》、吴立昌的《“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金介甫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李扬的《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以及刘红庆的《沈从文家事》等代表性著述，如果只允许向读者推荐其中一本，您会选哪一本？
张新颖：我是个教书匠，不但要看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要看很多的本科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以沈从文为研究对象的数量不少，老实说，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也不少。因为你每年都看，所以这个感觉就特别强烈。我说的叙述沈从文“模式”的逐渐“凝固化倾向”，真的是有感而发。就是从前有的解释方法、见解、观念、理论，未必不对，未必没有道理，但不断重复下去，一味因袭，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耐烦。具体我就不一一说了，说了又是重复一遍。沈从文是个丰富的作家，可以研究的东西多着呢。把一些现成的观念和看法放在一边，深入沈从文本人的作品里面去，会有非常丰富的感受，这就是我在课堂上努力要引导年轻读者做的事。
你说的几本著作，都使我受益很多。只推荐一本的话，我还真没有办法选择；我列参考书目，不求全，不采用把有关著作全部列上去的方法，只列我自己这本书参考的著作，所以等于我已经选择过了。我读本科的时候就读过凌宇先生1985年出版的《从边城走向世界》，那是我最早读过的几种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之一；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是影响最早、最大的传记。吴立昌先生是复旦的教授，他开“沈从文专题研究”课，在全国的高校里面，八十年代就以一个学期给本科生讲沈从文，这恐怕是极少见的吧。2008年我编过一本《一江柔情流不尽——复旦师生论沈从文》，可以看到在复旦从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教学和研究的小脉络。
对晚年岁月的研究确实是海内外沈从文研究中相对荒芜的领地，但早在200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就出版过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扬的《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那一年，正是您写完《沈从文精读》但《沈从文的后半生》因眼疾而“只写了万把字，就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年份——而且，李著次年再版时也更名为《沈从文的后半生》。您的著作较之于李著主要有哪些不同？
张新颖：2006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看到《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非常兴奋，借出来很快读完了。我当即给李扬兄写了一封电邮求书，记得我还把在芝大图书馆看到的沈从文签名本的情况——大多是签在香港翻印的书上——告诉了他。他在我还没有回上海的时候就把书寄到了复旦。我兴奋是因为有同道，因为李扬兄这么迅速，就根据大量材料写出了沈从文真实的后半生，我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沈从文全集》等提供的大量新材料。
因为我手头有这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所以没有再去注意后来的再版，要不是你说，我还真不知这本书更名为《沈从文的后半生》了。如果早一点注意到，或许我应该再考虑一下我的书名，现在来不及了。
李扬兄的这本书，比我写的这本要清晰、明确，他用了大量的材料，对材料有很好的消化，做了相当准确的分类、归纳、条理化，读者阅读起来流畅，能抓住重点。我的书读起来有时候会感觉疙疙瘩瘩，一些一般读者未必会感兴趣的具体信息也不愿意舍弃，个人表达上也有意克制。
还记得您1985年最初阅读沈从文作品时的版本和其他情形么？1992年又具体是怎么经由《湘行书简》“和这个作家建立起了一种关系”？
张新颖：从1981年开始，国内出版沈从文的文学旧作，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出了很多种选本。规模最大的，是花城和香港三联联合出版的十二卷《沈从文文集》，1982年出了前五卷，1984年出齐。这套文集对重新认识和研究沈从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2002年全集出版之后，这套文集对研究者来说就不大好用了。八十年代出的沈从文的作品，字句上有不少改动。我在书里也提到过沈从文对《文集》改动而发的牢骚。我那时候是碰到什么版本就读什么版本，没有讲究，也不明白。我整个大学时期断断续续读，没有特别的体会，换句话说，虽然读了很多，但没有读进去。现在想，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心智上的兴奋点在先锋文学；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更根本的，就是还没有成熟到能读进去的程度。
《湘行书简》是后来才整理发表的，我1992年在《收获》上读到，真是震惊，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下子见到了沈从文的天地。我后来反反复复讲他1934年1月18日下午写下的那段文字，那段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的文字，是因为从这里我感受到了沈从文对天地、对天地之间的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真是奇妙，这么一段文字我琢磨了很多年，总是会给我一点启发。不是一下子全给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想，又想明白了一层。这段文字不但让我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如果说1997年的长篇论文《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孕育了《沈从文的后半生》的“胚胎”，那您关于沈从文研究的一些最基础性的发现和结论，其实都贯穿于新世纪以来的著述如《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精读》《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之中；《春酒园蔬集》的乙编题为“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应该与《沈从文精读》在内容上有交叉。您在沈从文的阅读上“常读常新”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张新颖：《春酒园蔬集》其实没有新内容，那本书就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从以前的著作里选辑片段构成。我自己相对喜欢《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就是三篇论文，可能因为是近年写的。
“常读常新”有个基础，就是这个作家得足够丰富，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让人读出新东西来的；再一个，就是你不能受观念、理论、见解的束缚，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这样才能读出东西来。还有就是，不能封闭起来读、孤立起来读。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这么长的时间，我没有一门心思只做沈从文研究，却始终是一个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一个每年有一个学期在课堂上讲沈从文的教师，一个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低回流连、感触生发的人。倘若以为这个世界是个边界清晰的、孤立自限的、个人自足的世界，那就可能错了；深入其中，才会发现这个世界敞开着各个朝向的窗子，隐现着通达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陪伴度过平常的日子和长期的生活，那是比做一个专门家更好的事情。”
您的著作几乎是按照年份逐年写来，其实如果有一个对应本传记的传主年表就更有助于阅读？
张新颖：这本传记如果附一个年表，或许对读者来说更方便，编辑也向我说起过这个意思。但我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做，因为已经有很好的年表了：简明的，沈虎雏先生编的《沈从文年表简编》；详细的，吴世勇先生编的《沈从文年谱》，都很好。我特别要说到这两个年表，是想借此机会表达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这两个年表给我帮助很大，省了我不少力。
余华在去年9月通宵读完这部书稿后，在回复您的邮件中专门提到林斤澜对沈从文的崇敬——在“人物怎么写”的秘诀上，沈先生当年告诫他“要‘贴’着人物写”。《沈从文的后半生》又是怎么“贴”着沈先生来写的？
张新颖：“贴着人物写”这话传得很广了，很多人是从汪曾祺那里读到、听到的。“贴”看起来是个写作方法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其实不是。为什么有些作家也想“贴”，但“贴”不住呢？沈从文对他所写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是“有情”的，他爱他们，所以才和他们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才是“贴”。如果对自己所写的人物自以为是，就有距离了，就没法“贴”了。
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自始至终不让自己自以为是，能不能完全做到还不敢说。就是我不能代替传主去想、去说、去做；我也不把传主所想、所说、所做，转换成我自以为是的表达方式。你注意到了我几乎是很笨拙地顺着年月来写的方式，那就是跟着一个生命实际发生的事情走；你也一定注意到了那么多的引文，其实去掉文中的那么多引号，把引文转换成第三者的语言，不是很难，读上去也会顺很多。我觉得不必用自以为是的方式显示传记作者的存在，显示“高明”，因为你一觉得自己“高明”，就“贴”不住了。
夏志清先生虽然较早且较高地评价了沈从文的文学成就，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仍表示，“他（沈从文）开始写作时，全凭自己摸索，对西方的小说传统，可说全无认识。由1924年到1928年间，他为生活所迫，大量地生产小说，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都滥用了”；在援引苏雪林当年对沈从文的中肯批评（如“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心灵”）后，夏先生在评述沈先生偏爱的苗族故事（《月下小景》《小白羊》《龙朱》）时还说，“他（沈从文）既常往来于湖南、贵州和四川之间，他对苗人生活习俗的认识，应该是没问题的了。但这种认识是缺乏人类学研究根据的，不够深入，因此沈从文往往把这些土著美化了。举例来说，在描写苗族青年恋人的欢乐与死亡时，沈从文就让自己完全沉溺于一个理想的境界。结果是，写出来的东西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我们即使从文字中也可看出他这种过于迷恋‘牧歌境界’与对事实不负责任的态度。”
张新颖：苏雪林的批评是否中肯，恐怕还是个问题；对沈从文早期创作的“滥”、“高产”、脱离现实等等的指责，早在夏志清之前，1920年代末1930年代以来，一直就有。沈从文的早期创作确实不成熟，单独地一篇一篇去看，也常常觉得不够好；但是，如果从一个作家创作的历程来看，这个早期的阶段却是不可缺少的。沈从文开始写作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所以说是“摸索”是很对的，他大量地、多个方向去“摸索”，这样试一试，那样试一试，全力去试，慢慢得到一点经验。后来常常有人向沈从文请教写作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也很难做到，他总是说，先试个十年。他把自己早期的作品叫作“习作”，与我们通常对这个词的理解有点差异，他的“习作”特别强调向各个方向、用各种方法去实验、去摸索。甚至到1936年，他出选集，还起名为《从文小说习作选》，你去看看这个《习作选》的篇目，里面其实都是很棒的作品了，包括一些流传到今天的经典。
不少本土文学批评家近些年来逐渐“改行”去关注“文化研究”，对文学文本本身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您却一直非常重视文本细读，而且新书一大特色就是“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沈从文）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这种研究和写作方法上的“保守”是基于哪些原因？
张新颖：做“文化研究”的学人里面有我非常尊重的学者，我也关心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也不断有启发；只是我自己的兴趣的中心还是文学。
文本细读既“保守”，又不“保守”，还是要看具体怎么个细读法。好的文本里面蕴藏了丰富的信息、巨大的能量，把这些信息和能量释放出来，会和成见、观念、方法、理论，形成真正的对话关系。有时候文本细读就是解放的力量。
您在2011年悼念章培恒先生的文章中，说过“有个性、有自己想法的文学史教学是复旦的一个传统”，这也是您重视文本细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新诗的偏爱和您本人的诗人气质，也有助于这种文本细读以及对传主“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的精准理解？
张新颖：复旦中文系这些年一直在本科生中开设“原典精读”课程，比如读《庄子》《史记》《说文解字》等，一部经典就是一门课。我上的《沈从文精读》也是这个系列课程中的一门。我还开一门中国新诗的课，也是讲一个一个的具体作品，不是指点江山，是沉潜文字。我喜欢诗，但本人可没有诗人气质。
既然《沈从文全集》中书信就有九卷——“每卷大概四十万字，总共有一千五百封左右，其中1949年以前写的只有一卷，1949年到1988年期间写的有八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段写的书信至少在三百万字以上，从数量上讲接近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那国内文学界在沈从文后半生的研究中“轻视”如此卷帙浩繁的书信，主要是因为“文学（体）观念”上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过度崇拜么？
张新颖：我们的文学观念早就有些板结了，一说文学就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有就是文学是“创作”，而且是有意识地“创作”。沈从文自己当初没有当作文学来写的那些书信要让现在的研究者看成是文学，确实有点困难，不知道放到哪里，怎么放，怎么解释。
即使在同代作家中，沈从文也是写信较多的吧？沈先生1949年后的三百万言书信，对您这部传记的写作有怎样的帮助？
张新颖：沈从文不仅是同代作家中书信写得多的，而且是写得好的——如果我个人化一点，会说是写得最好的。他本来就喜欢写信，1949年以后的长期孤独之中，写信成了最重要的与人沟通的方式之一，越孤独，写得越多。我读这些书信的成果就是我写的这本书，假如没有这些书信，这本书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这些书信或许也可以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写出来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在因不堪政治压力而自杀又自杀未遂之后，沈先生其实也曾尝试着跟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只不过《老同志》和另外的小说创作计划失败了？
张新颖：不是尝试跟上政治形势，而是尝试在政治形势许可的范围内，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用笔特色。他选择写“老同志”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着眼点还是他以前文学的着眼点，但要跟新的形势结合，他是失败了，也只能失败。
如果说，沈先生“改行”去研究文物有那么多时局压力之外的必然性，那又怎么解释他1970年曾试图通过写旧体诗完成“第三次新的试验”呢？从根本上说，沈先生1949年之后的“改行”主要还是因为外在压力，即“沈从文不怕文学论争，他怕的是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只是这种“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的言说迄今仍不合时宜？
张新颖：外在的压力当然是“改行”的最大原因，这一点必须明确。在这个最大的原因之下，他“改行”，为什么不是去干别的行当，而是文物研究？我要讲清楚这个选择的来由。后来他又写旧体诗，那是连他“改行”之后从事的事业也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其实是绝境了，在绝境中还想干点事，别的都干不了，所以才写旧体诗。这一改再改，其实是见出这个生命的强韧、这个生命的挣扎的。
如何评价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我在这个专业领域之外，也很希望看到他们专业领域之内的更多更充分的讨论。我是门外汉，只能做门外谈，我写过一篇《“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
张兆和曾说过：“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张兆和“文革”前担任过《人民文学》编辑，她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关系似乎没有沈从文先生那么紧张？这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反过来为沈先生提供某种保护吗？
张新颖：张兆和在政治上不可能为沈从文提供保护，但这个家庭确实没有张兆和不行。张兆和性格坚强也好强，朴素、单纯，习惯于吃苦耐劳，这对于一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家庭来说，太重要了。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作用，简单地说，没有张兆和的话沈从文早就垮了。张兆和晚年能写出那样的话，真是了不起，她勇于承认对沈从文不完全理解，这可不是谁都说得出的；而且正是因为后来理解了，才明白先前的不理解，所以她说的不理解、理解、懂得，都是很重、很切身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大哥沈云麓“是沈从文心中最理解他的亲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的长期孤独中，大哥一直是他无话不谈的倾诉对象”，沈云麓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军人世家，其并不太浅的艺术素养与见解似乎主要得益于民国初年在故乡学校所接受的美术（包括木炭画像）训练。他与二弟的审美素养来源还不完全一样。沈从文晚年直到1982年5月才回过一次故乡，因此，“大约在1927年（从东北）辗转回湘后就一直在家乡生活”的沈云麓，其实构成沈从文与故乡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精神纽带？
张新颖：沈云麓这个人很奇特，黄永玉的散文里描述过。沈从文的父亲1930年就病逝了，沈云麓这个大哥就不仅仅是大哥，还是老家的象征，沈从文对老家、对故乡的感情就还有个去处。这个大哥太重要了，没有他的话，沈从文后半生漫长的孤独中会少掉重要的说话对象。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沈云麓保存了沈从文的大量资料，现存最早的沈从文书信，就是1927年写给大哥的。如果没有沈云麓保存下来的东西，沈从文研究的完整性是会受损的。
在新书中，您也提到美籍华裔数学家钟开莱、陈省身和丘成桐、王浩等与沈先生或深或浅的交情。钟开莱在1975年、1979年回国时数次探访沈先生，沈先生与张兆和1981年访美的旧金山之行中“生活得到数学家钟开莱一家的特别照顾”——甚至，钟开莱还改正过《从文自传》中“犯人筊掷决定生死”的存活概率的概率错误；沈先生在1975年冬的回信中，也专门向他透露“改行”的一些真实想法。大数学家何以与沈先生有这么多交集？钟开莱与对沈先生“以小学生姿态发问”的陈省身，他们心仪、亲近沈先生的具体动因还不完全一样，前者更多出于西南联大时的师生情谊？我在网上查到留学普林斯顿和哈佛的复旦附中才女沈诞琦的旧文《钟开莱教授逸传》，她提到钟先生是“有着晋人傲骨的、愤世嫉俗的绅士”、“一个离经叛道者”，这是不是也可以用来部分解释大数学家与大文学家的深交？
张新颖：沈从文对“抽象”之美有强烈的向往和热爱，用他的话说是“向虚空凝眸”。这个“抽象”、“虚空”，是排除了乱七八糟的现实的干扰的。表达这样的东西，他多次说过，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不如音乐。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不懂音乐，可他是真正的爱乐者；我们也可以说他大概不懂数学，但这不妨碍他对数学的向往式感情。
另外一方面，你说的这几个大数学家，他们的人文修养也不是表面功夫。丘成桐是钟开莱介绍给沈从文的，他在这几个人里面年纪最轻，和沈从文的交往大概也最浅。他2005年在浙江省图书馆做了一个《数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的演讲，说数学家以其对大自然感受的深刻、肤浅来决定研究的方向；人文知识也致力于描述心灵对大自然的感受，除了通“古今之变”，也“究天人之际”。你看看他谈自然与数学、文学的关系，就大略能明白他为什么要拜见沈从文了。
汪曾祺生前经常酒后以“沈从文的嫡传弟子”自居；我也注意到青年学者杨早在《读丰三题》中有一个说法，即“至今，我仍略带偏执地认为，丰子恺这篇《怀李叔同先生》，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散文中回忆恩师的双璧，笔端那别样的温情与崇仰，那真挚到近乎软弱的爱敬，一直要到汪曾祺追念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出现，才有了第三篇”。汪曾祺“文革”前担任过北京文联的干部，1984年的散文《老舍先生》拿过该年度的“北京文学奖”，1987年还入了党；林斤澜“文革”前也担任过北京作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协理事等职。他们两位同沈从文先生与现实政治运作之间所保持的距离还不太一样？汪曾祺又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沈先生的文学衣钵？林斤澜呢？
张新颖：杨早说的三篇文章确实好，我也都非常喜欢。沈从文、汪曾祺这对师生之间的传承赓续，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话，其间脉络的显隐曲折、气象的同异通变，意蕴深厚、意味深长。但是，你说的这三个人还是不一样，简单说，沈从文野，汪曾祺文，林斤澜涩。
说到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的回响，可说的其实挺多的。比如，最近黄永玉出了三大本《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我看来，这个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沈从文“召唤”出来的；再往下几代作家的作品看，我曾经写文章讨论过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天香》与沈从文传统中不同部分的对话关系。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文学略偏开一点，偏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电影，可以确凿地说，侯孝贤受沈从文影响不可谓小，这一点他本人也多次谈起过；台湾的侯孝贤影响到大陆的贾樟柯，贾樟柯不仅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而且由侯孝贤的电影追到沈从文的文学，从中获得的教益不是枝枝节节，而是事关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这一条曲折的路径，描述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我要说的意思是，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不能说多么强大，更谈不上显赫，但历经劫难而不死，还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和持久。这个生命力，还不仅仅是说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说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在评价沈从文早期小说《会明》时，夏志清提到了沈“对道家淳朴生活的向往”，这种道家式生存智慧是不是也可以用来解释沈先生1949年之后的“改行”，特别是他在爱徒汪曾祺和长子沈龙朱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后居然还能逃过这一劫？在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中，沈先生的昔日同事杨文和说“沈先生不发言，别人找不着他什么问题”，李之檀说“他没有讲过不满的话，领导抓不出什么问题”，史树青也说“向党交心、反右，都躲过去了，主要原因就是沈先生不发言”。那么，“不发言”、“没有讲过不满的话”，是不是就是政治运动中的道家式应对？在极端的集体性的政治癫狂中，这种道家式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是不是终归有限？没有人能完全自外于那样的政治癫狂？比如，当“反右”的剧烈程度上升到“文革”那种烈度时。
张新颖：我不太会用“道家”或“道家式生存智慧”来解释沈从文的选择。“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沈从文不说话，不写文章，有偶然的因素，也有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沈从文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响应号召式的“鸣放”，他本能地抵触，他还根深蒂固地认为这种发言、表态，不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创作不会因此而好。其实这是他一贯的认识，比如更早些时候大规模批《武训传》，他就说，把武训批得再臭再厉害，还是不能对当前的创作有用。也碰巧，找他“鸣放”的几次，都让他不怎么愉快。一次是北大学生拿来的介绍信，让他恼火；还有一次是萧乾请他给《文艺报》写文章，他和萧乾的隔阂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自然也不会写。到“文革”那个极端时期，不管是想说话还是不想说话的，都没有说话的机会，他当然更不能说话，要说，也是受逼迫检讨、交待。
其实从1950年以后，他满脑子就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杂文物的“杂货铺”，老是着急做这些事，发牢骚也是为做这些事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和困难。他就是一个要做事的人。
张充和为沈先生墓碑背面所撰碑文中有一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您也写到，1975年，沈先生在王亚蓉协助下推进《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研究工作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返老还童’的‘奇迹’”；1976年为避唐山大地震而南下的上海之行中，“诗人辛笛陪他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书，还称赞他‘鹤发童颜’”……您也写过儿童视角的《小土孩大话记》，应该更能体会沈先生“赤子”的一面以及其晚年的“返老还童”？
张新颖：197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沈从文在体力和精神上，有特别充沛的体验，常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不感到疲倦，心情也很轻快。他找了些书来看，分析自己这种“奇迹”是怎么回事。他的分析让我们看上去也许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很可能有道理，他是很认真的。他说人这种东西，千万年发展下来，把聪明才智多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纷争不已，顾此失彼，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都压抑下去了。可以设法恢复已失去的能力，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他从人类的进化/ 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迂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证和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