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体艺术和裸体艺术中，有一个非艺术的因素干扰了对艺术的把握，有一些‘伪艺术家’用艺术的名义去做人体彩绘、人体摄影，实际上是在裸体艺术与淫秽之间打擦边球，导致全社会对此不够全面的了解，一般百姓很难把握艺术与淫秽之间的界限和尺度，因为这没有绝对的标准，因此很难做出的判断，这是我们当代文化艺术界面临的问题，因为公众丧失了对艺术的把握。”

如今在高等美术教育造型基础训练所普遍采用的人体模特最初被引入教学当中还是在100年前。当时一批年轻画家分别留学至日本、欧洲和美国学习西方艺术，人体写生这种在西方艺术中的基础训练方法开始被一些归国学子借鉴到国内的艺术教育当中。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才有严格意义上的裸体艺术。回首这百年裸体艺术引发的风波，每一次进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去推动。

艺术叛徒的坚持

长期以来，刘海粟被认为是首个在中国艺术教学中引入裸体模特的人，据刘海粟发表在1925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的《人体模特儿》一文中记载，按照学程规定，上海美专西洋画科三年级一班的学生自1915年3月应当有人体模特的课程，由于当时思想保守，人们很难接受全裸，模特更是难找，所以当时刘海粟雇了一名幼童代替。其实在此事一年前，李叔同便开始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进行相关实践，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于1997年的《悲欣交集弘——法师传》对1914年第一堂人体写生课有详细的记载。在开设人体写生课程之前，李叔同已经让学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静物写生训练，并表达了要开设人物写生的课程，学生对此并不能完全理解，他说“所谓人物写生，就是对着真人写生作画，希望大家有个准备……”虽然他还想进一步解释一下何为裸体写生，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学生对人物写生课充满了好奇。开课当天，教室的窗子都用蓝色窗帘遮住，在中国如此布置教室也是头一遭，课前还特意点了下名，确认没有学生缺席，“因为我们不能为某一位缺席的同学，单独补这种功课。”模特是一位40来岁的男子，他身披薄棉被跟随李叔同走进教室，略微羞涩的占到了方桌上，迟疑了一些脱下棉被，全裸在学生面前，不少学生难为情地低下了头，心跳加速。

当提起在教学中使用人体模特大家都会想到刘海粟，这是因为1920年7月刘海粟开始在上海美专雇佣女模特儿，此事争议较大。在此之前，刘海粟于1917年在上海张园安屺府举办了上海美专的教学成果展，因其中包含学生人体习作，令许多人无法接受，当时上海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看后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也因此刘海粟成为上海三大“文妖”。1919年8月刘海粟还在静安寺“环球学生会”组织了人体画作的展览，就在老师和学生在布置览的时候，从外面闯进来两个年轻人，以张挂淫画为由强行关闭画展。

在首次采用女模特的那堂课上，刘海粟讲述了聘请模特之不易，“我校从1914年开办人体写生课以来，迄今已有五六年历史了。最初我们只聘请到男孩，经我们师生不断努力，以高薪才请到成年男子为模特，却未能觅到愿意献身艺术的勇敢女性。今天，艺术女神终于出现在我们的画室中了。”当帷幕拉开，女模特侧卧在写生软榻上，大家纷纷起立为其深鞠三躬，刘海粟激动地说，“你是中国艺术殿堂中的第一个女模特，你书写了中国艺术史的新的篇章，艺术史应该记住你，也要记住今天：公元1920年7月20日。”这是新学期的第一堂人体写生课，课堂最开始，刘海粟还向学生老调重弹了一把，“世俗的偏见，把以人体为创作对象的裸体画视为洪水猛兽，这种偏见有碍于艺术的发展”，“大伤风化，我抗议上这样的课”，刘海粟的讲话被打断，经他多年的努力，在自己的学生中依然有人不能接受人体模特。

开课的第四天，模特没有准时出现在课堂上，父亲发现了她做人体模特一事，大发雷霆，把她打得遍体鳞伤，锁在了屋里，并到学校闹事，“什么学校？这分明是妓院。你们伤风败俗，诱骗无知少女，来画春片。”没几天《申报》、《新闻报》就刊登了上海市议员姜怀素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的文章，还有上海县长危道丰下令禁止人体写生课的消息，“欲为沪埠风化，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之上海美专学校模特儿一科，欲查禁模特儿，则尤须严惩作俑祸首之上海美专学校校长刘海粟……”刘海粟毫不示弱回信驳斥，此事还惊动了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作为没落的封建势力代表的孙传芳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法租界领事团交涉关闭上海美专，通缉刘海粟，但最后恰恰是领事团保护了刘海粟。裸体模特风波前前后后持续了近10年，最终上海美专使用真人模特教学合法化。《申报》发表评论称，“刘海粟三个字在一般人的脑海里、心头上，已经是一个凹雕很深的名字。在艺术的圈子里，他不但是一个辟荒开道的人，并且已是一个巍巍树立的雕像。”

20多万人排队看展览

人体艺术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是几十年之后的事儿了。1988年12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这是中国艺术家所绘的人体首次在最高一级的美术殿堂公开亮相。或许正是因为是人体艺术，该展览前所未有地调动了普通人对艺术的兴趣，它打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之囿。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为画展剪彩，并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和策展人葛鹏仁的陪同下参观了展览。

展览之火爆创下了几项纪录：最高的入场票价；最高的票房收入；最多的画册销售。展览一开幕，等待参观的队伍就排出了1里地那么远，整个展期共有约25万人参观了展览，展览最后一天，许多观众恋恋不舍的滞留在中国美术馆门前。如此高涨的观展热情也引得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一位外国记者记录他所看到的场面，“在一幅有着两个青年女子裸体的油画前，围拢了大约20个青年男子，他们的脸几乎由贴到了油画画面”。

在展出的18天里，每天美术馆售票处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但非常有秩序。原本1元钱的门票也在这个紧俏的时刻临时涨价，盖上了两元的红章，且每人限购两张。人体大展画册售书处设在美术馆院内西南角，依然拥挤了很多人，精装画册50元，简装40元，一套年历卡也要4.8元，虽然不便宜但销量很好。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参展的画家全是男性，绝大多数参展作品表现的是女性人体，而观展者多为男性。

此次展览最受关注的还是后来那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虽说社会已经进步到可以公开展出人体艺术，但是画中的模特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会遭到异样的眼光。在展览期间，一位模特在展厅中被观众认出，并遭恶言中伤，丈夫也因此与其闹离婚。还有模特怕开幕当晚的新闻中会出现自己的裸体形象特意拉丈夫出去看电影，免得尴尬，但最终还是被公婆认出来，产生家庭纠纷。为此该模特还与主办方交涉，希望能够为他们违反保密承诺给予经济赔偿，但遭到拒绝。随后以侵犯肖像权为由采取了法律手段，这场官司一打就是近10年，1998年才调解了结。相比1986年由于承受不了同乡的言论压力被逼疯的南京艺术学院模特陈素华，此时的模特已经不再是为反封建而抗争，为的是维护自己的利益。

买书先查工作证

1987年11月，画家陈醉出版了专著《裸体艺术论》，在当时也是轰动全国，一年之中加印3次，发行量20多万册，创下了学术著作畅销的奇迹。这本书在最初推出的时候只卖给专业工作者，购买时需出示工作证。后来陈醉回忆说，当年“得罪”了不少朋友，大家都说不送就算了，买书还得查工作证。由于书卖得好，第一次印刷的4万多册一个月内售罄，在脱销的日子里，小书摊上卖价从8块涨到30块，就连翻阅一次都要收5毛钱的折旧费。

上世纪80年代初陈醉就有写这本书的计划，在那个谈“裸”色变的年代，老师朋友们都劝陈醉放弃这个选题，但他始终放不下。1986年底，陈醉自己联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讲述了自己裸体艺术选题的总构想，在当时几乎没有出版社敢做这样的选题，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报选题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当时陈醉还找到刘海粟，请他为自己题写书名，刘海粟欣然同意，但提醒陈醉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会有风波的”。

迫于压力，出版社在申报选题时决定将“裸体艺术论”改为“人体艺术论”让选题看上去更容易通过，还为此写了1万多字的审稿意见，极力推荐。临出版前，出版社又冒死换上了刘海粟亲笔题写的“裸体艺术论”。陈醉用7年时间，写下21.8万字，得到了5000元稿费，其中1000元交税，1000元买书送友。美术评论家水天中评价该书时说，《裸体艺术论》将人体美定义为性感、美感和羞耻感的统一，而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因此该书是“突破禁区最早进入性艺术研究的典型”。

《裸体艺术论》的出版要早于“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的举办，在年底的展览上，主办方还邀请了陈醉为展览撰写了《世界人体艺术发展概说》，配上彩色图片陈列于展览上，看着人们排队观看“美术史”的场景，陈醉非常感动。他后来反复强调，“如果说千千万万的观众挤着看‘裸体画’在当时是带有某种‘饥渴感’的话，那排着队如此认真地在看‘美术史’，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应该承认，这里面有更多的知识饥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