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于《佛的足迹》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作為一種帶有深厚文化積澱的心智之果，已經很深地滲透到各階層人們的精神之中。佛教對中國古代詩歌的影響非常深遠，作為西漢末年傳入的外來宗教，佛教幾乎與中國的文學走向自覺同步。僧人在傳法示道的同時，充分利用了詩的體裁，或宣揚佛教哲理，或表達方外情趣，為中國詩歌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內涵。詩歷經幾朝江山到唐朝獨尊頂峰，禪在各宗衍化下至唐代禪宗興盛一花五葉，使此時期的佛教與詩歌有新的融合。

　　六祖惠能示法偈最具代表性

　　佛教在宣傳教義中常使用一種與中國古體詩相近的形式，稱為偈，它由固定字數的4句組成，種類較多。以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七言一句組成的「別偈」為主要的兩種偈之一，它與漢以前的四言詩和漢以后的五言、六言、七言詩極相近。其創作出自「靈感」，與詩人的創作冲動極為相似，有的偈還成為傳世之作。而最有代表性的要數禪宗六祖惠能的示法偈。惠能本不識字，在聽完神秀所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后，他口述一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種比喻貼切、新穎、生動、耐人尋味，且詩體與五言絕句相去無幾。正因為偈與詩極相近，故會說偈的僧人，作詩也就不難。

　　偈與詩的結合促進了詩的通俗化，它自成一體，作詩者蔚然成風，這在古代詩歌的黃金時期--唐代及稍后一段時間里表現尤為明顯。唐至五代，有據可查的僧人詩集就達40餘部，出現了以王梵志、皎然、齊己、貫休、寒山、拾得為代表的一批詩僧，詩作豐富，成就斐然。例如皎然曾作「真我性無主，誰為塵識昏」(《禪思》)，「夜镕禪用精，空界亦清迥」(《答俞校書冬夜》)，說理深刻，對仗精當。齊己曾寫「前村深雪里，昨夜數枝開」(《早梅》)，「月華澄有像，詩思在無形」(《夜坐》)，細膩生動，寓意深刻。貫休書「镕擔茶器緣青障，靜衲禪袍坐綠崖」(《山居濤》)，動靜相應，情理交融。

　　佛典入詩增添高雅格調

　　到了宋代，詩僧承前啟后，成就卓著。智圓作《贈林逋處士》詩「風搖野水青蒲短，雨過镕園紫蕨肥」;契嵩作《寄月禪師》詩「聞道安禪處，深蘿任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座邊栖」;摹寫自如，清麗真切，以動喻靜，動靜相應，沒有一定的文學功底是寫不出來的。此后，元明清三代的詩僧也有不少佛理詩、禪趣詩、山水詩以及抒懷、酬唱之作，其中有不少詩作，詩思高妙，詩境幽遠，詩調清新，頗為可誦。

　　有不少詩人對佛教有所研究，能較好地以佛教語言、典故、禪理入詩。佛語有特定的含義，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上加以巧妙運用，不僅給詩注入了新的語言，還擴展了詩的意境。佛典產生於特定環境，一個佛教典故就是一個深藏哲理的故事或一段千古流傳的佳話。佛典入詩，一方面反映了詩人的文學和佛學造詣，另一方面也增添了詩的高雅格調和深湛意象。禪理在認識論上屬於主觀唯心論，但其論說方式卻有諸多可取之處，如說理直接了當、明晰透徹、問答迅捷，不落跡象，往往一語道破真諦，言盡意無窮。這種思維方式進入詩歌創作，必然使作品在抒情、說理、寓意的結合上更趨完美，達到新的境界。

　　以禪入詩豐富美學寶庫

　　佛教與詩歌的關系，一方面是僧人用詩的形式表達思想，構築形象;另一方面是佛教、特別是禪宗通過對士大夫的影響，反映到創作中去，從而構成獨特的文學景觀。

　　禪和詩雖然有著相通的機制，但詩受禪的影響更大些。這最主要表現在以禪入詩上，禪給予詩的往往是既空靈又密致的思理。而這種思理的上乘又排除了枯澀的義理，更傾向於追求象外之象，「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這契合了傳統詩學中的含蓄，但又賦予了新的內涵。王維、司空圖諸人的作品，就能夠很好地反映這種境界。以禪入詩的結果豐富了中國古典美學的寶庫，也給詩壇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

　　另外，在詩歌批評上，禪學的滲透為詩學開拓了更廣闊的空間，如后來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的重要概念、并與某些時代的創作風氣產生了密切關系的一些術語：「妙悟」、「境界」、「飽參」、「活法」等，都來自於禪學。佛教進入中國以來與中國詩歌彼此影響，互相融合，給中國的文化史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并將繼續影響著中國以后的文化走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