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日本因戰敗撤離台灣。彼時，陸續有精英知識分子渡海前去，「為貢獻教育於剛脫離日本殖民的偏遠之地」。1949年前后，更有大批文人抵達台灣，以悲憫、悲壯的情懷在异鄉播撒下接續中華文脈的種子。對此岸的人們而言，他們是一串彗星般的名字：傅斯年、方東美、殷海光、台靜農……每一個名字都代表著星空一般的高度，既遙遠又親切，但終究是不真切的。日前，台灣大學中文系齊益壽教授應老友陳鼓應教授之邀赴京，為北大學子憶敘大師們的异鄉故事，以親歷者的視角勾勒出一幅頗具歷史意義的渡海知識分子心靈圖景。
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菡
桃李春風惠澤長
齊、陳兩位教授認為，他們的求學時代，能突破白色恐怖統治而呼吸到一口相對自由的學術空氣，離不開師長們的傾力守護。陳鼓應教授告訴記者：「1949年1月，傅斯年任台大校長。他強調，不能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以外的工具，而應融教學和科研為一體，應為社會的現代化服務。他以其卓越的理念、追求自由精神的學人風骨和大刀闊斧的改革，令到校園風氣煥然一新，一時間學人匯聚。我的恩師殷海光就是在此時獲聘於台大哲學系的。」
台靜農執掌的中文系，人際氛圍也大有改觀。齊益壽教授回憶說：「老師的辦公室大門永遠敞開著，學生進去不用預約。他授業解惑廢除填鴨式而注重啟發式，循循善誘，故台大中文系自他掌舵后，便有一個任你翱翔的自由開放的天地。整個中文系在老師的時代最是和睦無爭，即使是或有歧見，也自然在老師的恢宏寬容中消解無踪。」
在師資聘任的問題上，亦足見他的學人胸襟。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力排眾議，將聶華苓、王文興兩位研究文學的學者引入了台大中文系。當時，現代文學剛興起，并未能進入中文系學術研究的普遍視野;聶華苓更因與雷震、殷海光、戴杜衡等自由派人士編著《自由中國》半月刊而剛被抄家，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連她本人也未曾想過會在危難之際接到台靜農伸來的橄欖枝。台師引進現代文學課程，既有遠見也有擔當，這門課程不僅極大開拓了中文系學生的視野，對於台灣文學的良性發展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從傅斯年到台靜農，還有其他許多渡海的知識分子，雖然最終選擇了在大學任教這一安身立命的崗位，卻在無形中將獨立的人格操守和堅定的學術追求傳播開來，帶給一代台灣青年以久遠的影響。特別是站在今天來看，就文學而言，台灣文壇之所以能夠發展出別具一格、豐富多變的文學種類，就政治而言，最終能夠突破長期的嚴酷的政治鐵幕而走上民主之路，是與當年眾多知識分子的抗爭不無關系的。」齊益壽教授說，人人都說台師是無為而治，但又處處能感受到他的風骨。正因如此，台大中文系方能逐步奠定日后學術繁榮的基礎，達成了許壽裳和喬大壯未竟的心願。
酒旗風暖少年狂
齊益壽與陳鼓應兩位教授，均是閩籍人士，均來自台灣，均不曾有過在北京求學的經歷。但他們的學術人生，卻都與北京有著深厚的淵源。這一切，與他們的師長有著莫大的關系：陳鼓應教授1949年赴台，后入讀台大哲學系，師從方東美、殷海光兩位哲學大家;齊益壽教授也是1949年赴台，后入讀台大中文系，師從「新文化運動」時期名動天下的作家台靜農先生。故此，他不久前專程飛抵北京，參加由北京大學哲學系、道家研究中心主辦，陳鼓應教授主持的「道家學術講堂」，演講主題便是「台靜農：北大精神在台大的回響」。
事實上，對當代的大陸青年而言，「台靜農」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倘若要研究魯迅及新文化運動，這卻是一個絕不能略過的人物--根據《魯迅日記》記載，台靜農與魯迅初識於1925年4月，從此成為一生的摯友。在兩人頻繁的書信往來中，魯迅每每稱呼比他小20多歲的台靜農為「靜農兄」，除講談學問、直議時事之外，亦不乏委託代購圖書、聯繫書稿，乃至處理家務瑣事等內容，足見彼此熟不拘禮。魯迅對台靜農的關愛與影響也為時人所共知：台靜農正是在加入了魯迅發起成立的未名社之后才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并於1928年和1930年分別出版了兩本深受恩師影響的小說集《地之子》、《建塔者》，為文壇時彥所重;魯迅對中國文學史的關注和對兩漢畫像磚、拓片、書法的喜愛，亦成了台靜農后來的興趣所在。此外，由於同左翼文學家過從甚密，台靜農曾在1928年至1935年期間三次入獄，於困頓中總能收到魯迅為他寫的充滿鼓勵與慰藉之情的詩……
然而，台靜農在1946年抵台任教於台大中文系之后，不僅從此消失於文壇，也再沒提起過他與魯迅的一段師生情誼，仿佛將之前「汪洋般的激情」全都忘得乾乾净净。
從吶喊到默然
「20世紀70年代后，我們才輾轉從海外發行的《魯迅全集》中了解到台師早年的一些事蹟。記憶中，他是一位溫和寬厚的學者，極少直接指摘現實。正是這樣的性格，才使得台大中文系能在白色恐怖年代保全一方相對自由的學術天空，很難想象他年輕時竟還寫過那樣銳利的文字。」齊益壽教授說。
台靜農於1946年開始在台大教授中國文學史，時任系主任的，是魯迅的另一位摯友許壽裳。他們渡海的初心不同：台是因戰亂及貧困被困四川，赴台工作只是出川的權宜之計;而許是滿懷著新文化的啟蒙理想前去的，他一登島便寫下了一系列宣揚魯迅批判精神、呼吁青年關注現實的文章，并很快因此見罪於國民黨當局。1948年2月，許壽裳被特務殘忍地謀殺在寓所中。此后，台大中文系主任一職便由曾擔任周恩來秘書的喬大壯出任。但喬氏卻深受抑鬱情緒之擾，不久便離台，於1948年7月自沉於蘇州楓橋下。
齊益壽教授說：「連續兩任系主任意外死亡，令本就人丁單薄的中文系一片死氣沉沉。而且，1949年開始，台灣政治更是瀰漫著一股凌厲之風，『魯迅』成了一個宣傳禁詞。台先生在這樣的背景下挑起大梁，加上他早年與魯迅及左翼文壇的親密關系，以及三次鋃鐺入獄的經歷，焉能不噤若寒蟬?最可氣的是，從出任中文系主任開始，他家門口就長年停著一輛吉普車，生活在特務的監視之中。如今回望，或許能解釋為何他到台灣后變得格外謹慎，絕口不提往事。很遺憾我們當年對他溫和寡言背后埋藏的沉痛信息一無所知。」
記者手記
不曾遠去的背影
有幸在北大聽到兩位台灣學者憶敘師長的這場講座，緣於記者此前對陳鼓應教授的一次越洋電話采訪。這位著名的道學研究者，在聽說《香港商報》要專設道學版后便欣然接受了記者足足三個小時的專訪，直把他台北家中所有的移動電話都講到沒電為止。之后，他又邀請記者赴京聽講座，并牽線聯繫了洛陽老子學會會長楊懿楠先生作采訪安排。
記者以為，陳教授肯以如此熱忱對待一個素昧平生的晚輩，是出於他對弘揚傳統文化、傳承老莊思想的職志。直到聽完他與齊益壽教授的講座之后，才更深一步地了解到，這也是他們的老師，乃至老師的老師待人的方式--倘使一個人的學問能有助於接續中華文脈、服務社會，那便讓它傳播開來;倘使一種高貴的精神傳統能滋養青年一代的心靈，那便讓它在人與人之間延綿下去。講座中，陳教授還流著泪背誦了一段殷海光於1966年初寫給他的一封信，當時，師徒二人皆因言獲罪失去教職，身心窮苦。信中寫到：「內心有難以名狀的淒涼。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內心深處相通，始覺共同存在，人海茫茫，但願有心肝的人多多相互溫暖。」
讓人意外的是，在聽完兩位教授的講述之后，竟有數名來自台灣的學子站起來分享了在京求學的心緒。原來，他們都是深受蔡元培、胡適、傅斯年、台靜農、方東美、殷海光等大師的精神感召而來，以完成一次心靈上的文化尋根。
就這樣，從1949年到2014年，時光流過了65載，而那些拉近人心的精神，終未因時空的阻隔而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