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彩侠
一
上期《文学报·新批评》刊登了郜元宝先生的《关于“学者型”作家和“教授小说”》。文中批评和反思了学者教授转行或兼职做作家的现象，引发笔者很多思考。
郜先生认为学者和教授难以做好作家，理由是：“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术业有专攻，一心无二用”。
郜先生肯定知道太多诗人作家都是非专业出身的黑马，既然医生、商人、军人、科学家甚至木匠、家庭主妇等各个行业阶层，都有可能出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为什么专业学者和教授就是例外了呢？
对于当下很多教授学者写小说，郜先生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我没觉得哪里有趣，这个现象一点都不新鲜啊，一直都有的寻常事何以突然成为了问题？现代文学史上写小说的学者教授不稀罕吧？在这个全民写作的网络时代，教授学者在学术著述以外写写人生感悟纪实文字或虚构小说，太在情理之中了吧。
郜先生的理由是说文学创作和教学研究的性质不同，颇难兼顾。那是当然，无论做什么，想做好、做到高精尖都很难，但是难，不代表就要放弃努力吧。您觉得是“兼顾”，还有人觉得是一脉相通的呢，作家和学者教授要做到顶尖拔萃级别，都需要博学多识、感性理性综合全面的能力。
我们不说歌德、叔本华、泰戈尔、卢梭、昆德拉等等，这些理论哲思和文学造诣兼备的例子太多了。就说罗素吧，人家能通过哲学著作的文学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主义理论家萨特，理论著述和文学创作比翼齐飞，也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不迷信什么奖，就说尼采吧，他那些理论著作一样写得文采飞扬，理性思辨与感性经验共振、生命活力和艺术感觉一点也不比很多世界级专业文学家差。这些案例，至少能说明感性和理性、文学诗趣和理论思辨并非冰火不容的两重天吧。
我始终有个不能得其解的妄念，怀疑感性和理性被如此截然分明地割裂是不是现代性二元思维方式造出来的神话，伟大的文学作品真的是摒弃理性，只通过感性而成就？伟大的文学理论真的必须过滤掉感性，只通过理性来抵达？创作时，感性理性合作的状态和发挥的比例你真的能理得那么清吗？如果全靠感性任意变奏、意识流随便流淌，那出来的很可能只是一堆游戏般、谜语般、无厘头、无意义、呓语式的文字符号。即使那些看起来最感性、无意识的文学作品背后也有理性在深层暗处起作用吧。如果说感性和理性不是一体的，那也是协作关系，并非截然对立关系。
二
郜先生在文中通过鲁迅、闻一多、郭沫若、杨绛等人的经历，说明了他们做作家的时候，教职和学者工作就放弃耽搁了，做教师和学者的时候，也就不做作家了，总之难以同时“兼顾”。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他们不能同时兼顾，就能推衍出后人就不能有所突破了？就取消了后人尝试的可能性了？鲁闻郭杨的时代没有发生的事太多了，今天都发生了。在这个文化后喻时代，谁都无法用历史的经验去推断和判定未来。
郜先生反复提到“术业有专攻，一心无二用”，作家和学者未必能够完美地互相转型，勉为其难地“双肩挑”，就会变成“四不像”、“三脚猫”，想两者兼备，结果可能是两者兼废，所以奉劝诸君还是两者选其一为妙。他又举出周作人，朱自清等专职学者，业余做作家偶尔写写诗文，所以不必有两难抉择的困境。
郜先生让别人不要太看重身份，为什么自己却又这么看重身份呢？周作人不只做学者，还做教育部长呢，还做儿子、兄弟、丈夫、父亲诸多角色呢，为什么您就只看重他的学者身份呢？还说他身份很清楚是“专职学者”，“写作只是副业”。我没觉得他身份多“清楚”，可能只是您有色眼镜过滤得很清晰罢了。周作人是作家还是学者，是见仁见智的事，他自己最看重的身份也未必是学者。最关键的是周作人是不是专业学者、业余作家又能说明什么呢？社会身份和作家写作才能真有那么必然的联系吗？难道周作人怎么做了，后人就得依样画葫芦？
郜先生又提到王蒙在《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 中曾呼吁作家提高文化素养，而“并非叫他们进大学、当学者，或鼓励学者们都写小说、当作家”。并说王蒙的《谈读书之累》还警告学者型作家不要掉到书堆里而远离生活的源头活水。
王蒙当然可以呼吁，也可以警告，他作为一名好作家，好的文学观点我们也可以借鉴学习。问题是王蒙“叫”不“叫”作家进大学、当学者，“鼓励”不“鼓励”学者当作家、写小说，有什么要紧吗？每个人都有其偏好和选择，不会因为王蒙的态度如何就要改变吧？
郜先生又接着说，现代史上作家型学者多，学者型作家少，只有沈从文、钱钟书、施蛰存、冯至这么几个较成功的案例，也是难以兼顾学者和作家，最后还是两者选其一。沈从文、钱钟书写小说写得如何，文学史公认的事实先就不赘述了。就说郜先生老是重复举例，我也只能重申观点，现代文学史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能取消当代文学史对各种可能性的尝试和开辟。
郜先生也提到世界上还有歌德、托尔斯泰这种比较成功、比较完美的作家兼学者的复合体，但是又说他们是“例外”罕见的人间奇葩不能用来要求一般人，而且后人看重的也只是他们的作家身份。
疑问就来了，歌德和托尔斯泰若不去尝试“诗趣”和“理论”、鱼和熊掌的“兼顾”，他们是怎么成为“例外”的呢？这就进入关键点了，世人偏爱成败论英雄，只有你写得好、你成功了，你作家的身份才被认可和看重。只要你还没成功，你就什么都是错的，你蜻蜓点水似的尝试是错的，你痴心不悔的坚持也是错的。就像一个学生若因偏爱写作而耽误了功课，没成名就是失败和偏废的反面教材。若被媒体打造成反抗教育制度的小英雄，小说畅销，就成了天才和榜样。若能既当畅销作家又做赛车冠军又能做导演身兼数职，且做得都不错，那就会如传说中的韩寒一样成为时代的偶像和宠儿，纵然再多质疑也难以撼动既成“寒流”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不在于你务正业还是务偏业，还是同时务多种业，而在于你必须务得好、务得成功才行。反复例证后，郜先生的观点终于大白了，关键问题不是学者教授不务正业去搞创作了，而是你写得不好。你没那个才能，没那个三把神沙，还要倒反西岐，你就只能成为被指指点点的笑料。
文中接着引用鲁迅的例子，说明小说面前人人平等，关键看怎么写，而不是写小说者的身份。本来就是嘛，身份和写作有那么必然的关联吗？有什么好拿在一起说的呢？所以教授学者写小说没问题，而那些出于文学以外的各种考虑，把教授学者的身份和他的小说刻意联系标榜出来的功利做法才让人反感。郜先生接着说，教授身份“不必然带给小说什么特别的好处”。不过，也不必然带来特别的坏处吧？关键是你能不能摆脱和超越身份的影响，有没有那种天分和才华去写出生命真实体验的好小说。
好的作家永远都是各种综合素质的有机复合体。不是因为“一心二用”、“没专攻”就必然写不好，哪里有这么简明直接的因果逻辑关系。很多问题常常不是不够专，恰在不够通，钻进一个胡同出不来，不会扭转和超脱，不会融会贯通。有些人先天不足、后天缺补，再专攻也写不好。不过，写得不好就没写的权力了吗？不试怎知能否写得好？很多大作家都写过拙作，有过被退稿、不被接纳的经历呢。不能因为几位教授学者兼职创作写得不好，就觉得这条路就是邪路歧途吧。
郜先生提到“书卷气”是教授小说的软肋。的确，写得假，写得装，卖弄，掉书袋，主题概念先行，缺乏生活质感，缺乏真实体验，缺乏文学感觉与精湛技艺，缺乏生命活力与生机，缺乏澄明去蔽的赤子心，缺乏自由不羁的想象力，这些才是该刺中的要害。
三
人是复杂的，作品的好坏皆有更深广的根源。小说作品应该被关注的是其文学水平，而非作者的社会身份。若有人把学者教授头衔作为小说炒作的招牌卖点，甚至幻觉“教授小说”必然“凌驾于一般小说之上”，的确如郜先生所说是“发昏”的愚蠢行径，值得批判和拍醒。小说作品不应该妄图依赖作者身份去抬高，一部烂小说，无论他的作者是谁都改变不了其垃圾本质。反而教授学者身份应该成为严格要求、鞭策自身的动因。学者教授写得要更有水平才对，写得远远卓越于普通水准才能拿出来示人，不然确会丢身份。
郜先生最后说，“教授作家”、“教授小说”和“拿教授说事的文章”越来越多，所以他才表达一些异见，希望引起争鸣。的确，论文学就论文学，作品内质好坏不因其作者身份而转移，所以文学研究者还是少用些唬人的概念，少说些无营养价值的废话，多关注点文学的实在性问题吧。其实我并非不明白郜先生文章到底想说什么。只是觉得郜先生列举的案例和随性的论述过程常常存在自我反驳，说明他自身对这些问题也怀有理想和现实般分裂而充满张力的矛盾。
我理解郜先生核心要点是想说，教授学者的专业知识负累、理性抽象思维和学术腔调对文学创作有诸多负面影响，让大家多点自知之明，反省而慎行，尽量去超越和避免职业病的隐患。特别是媒体和批评研究者，别老拿外在身份来标榜什么。作者也别以为有几个朋友吹捧一下自己就成文学大家了，自己的作品就变得伟大高深了。
我也明白郜先生并非不让学者去创作、不让教授写小说，反而对教授学者搞创作的“双肩挑”现象抱有“额外的同情”和“特别的期待”。只是现实中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同时都能经历时间和学界检阅的“兼才”太少了，专心专意都难出大作，一心二用更难。
也许郜先生是看着文字垃圾泛滥、文坛谎言漫天的现实惨状实在难以再忍，所以曲折委婉地警告学者教授要珍惜自己的笔，专长于学术研究的手不要轻易搞文学创作，不要因为自己在一个领域有点成绩，就认为自己在另一个领域也能游刃有余，在文学海洋一露头角即可惊起一滩鸥鹭。有书写欲望但写无妨，去惊鸥鹭也行，但不要轻易拿来吓人，更可怕的是还要拉来一堆同行隆重而煞有介事地去夸自己，夸你成就多么卓越高超、鹤立鸡群，夸你乃理论与创作双花齐放的奇葩，时间久了你就难辨真假，忘记自己只是茫茫文海中一只小野鸭或一朵小野花。满世界都是美丽的谎言，会破坏文学生态，造成恶性循环。真有价值不用标榜和吹捧，读者和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
作为文学研究者、写作爱好者，谨以此文自励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