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从某个角度看，确实有些道理。
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然而，中国文学若不经过汉学家、翻译家的努力，那么它作为世界文学的构成部分就很难实现。如同一件商品肯定是有价值的，但这件商品如果不与购买者发生联系，商品的价值就难以实现。
这两年，围绕翻译问题，有很多争论，有各种说法。有争论是件好事，争论得越热闹，越能促进一件事情的进步与发展。
翻译是技术问题，也是学术问题，更是情感问题。要把中国文学准确地、传神地翻译成外文，应该不断加深翻译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了解，也要加深翻译家同行间的了解。
关于翻译的争论，很多是技术问题，它的根本问题是学术问题。翻译的基本原则还是“信、达、雅”。有人说翻译家是“暴徒”，或是“叛徒”，我认为翻译家要做“信徒”。“信徒”符合翻译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准确，可信。
我读过好几个版本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著作《静静的顿河》，对其中有些细节记忆深刻。翻译家金人先生的版本里，写马烦躁不安地不断地“捯”动蹄子，后来我看到有些译本写成马烦躁不安地“移动”蹄子，虽然语言也很准确，但是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作为一个读者，感觉“捯”字更加传神，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另一个细节是，小说里女主人公阿克西妮亚在与葛利高里逃亡时，葛利高里提醒她要注意提防胯下那匹马的毛病，说那匹马喜欢低头咬骑马人的“波罗盖儿”。我们都知道“波罗盖儿”指的是“膝盖”，后来有的译本写“膝盖”。但是作为读者，我更喜欢“波罗盖儿”，这是很生动、形象的口语。
将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外国语言的时候，翻译家也会面临很多诸如“捯”、“移动”，“波罗盖儿”、“膝盖”的问题。作为中国作家，我希望你们“捯”，希望你们“波罗盖儿”。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语言问题。
另一个争论是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是否需要投入情感的问题。有一些汉学家认为应该是“零度翻译”“零度情感”，把翻译当做纯粹的技术工作。而当翻译家被一部作品深深地打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引发他内心深处情感的强烈共鸣，那么此时他的翻译就是带着情感的翻译。我还是倾向于后者。翻译家如果真的喜欢一部作品，就必定会与作家的情感建立某种共鸣，与书中人物的情感建立共鸣。这种情况下的翻译必然是情感投入的翻译，在文学翻译中，完全的技术翻译其实并不存在。
翻译中的情感投入，应该取得与作家情感的一致性，取得与作品中人物情感的一致性，这样做的难点在于社会文化背景与语言的差别所导致的误读。作为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有可能会有误读，即便是中国读者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也会出现误读。作家希望传达一种意象，而读者可能品出另一种味道。误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语言的魅力。我们希望翻译家在翻译时与作家的情感保持一致，即便有误读也没有关系，有时误读也是美丽的。当然，我认同翻译家应该投入感情，而这是以准确为前提的。
我非常感谢翻译家的工作。没有翻译家，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很难实现。然而，作为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明确的。我首先是为中国读者写作，甚至有些作家认为，我就是为自己而写作，这都是可以的。为自己写作，未必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为全世界人民写作，也未必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写作的时候，应该充分地保持一种个性，保持一种原创性。我在几年前就谈到，为人民写作也好，为自己写作也好，但就是不能为翻译家写作。
我们要将读者当做上帝、当做朋友，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将翻译家当做“对手”，当做“敌人”，就是要给他们制造难题，就是要让他们翻来覆去地斟酌、思虑。当然故意地制造一些翻译障碍没有必要，写作的时候要充分发扬自己的语言风格。当某个方言、土语可能会给翻译家制造困难，但用在这里又非常恰当，能准确地传达出作家当时的情感，有益于塑造人物性格时，还是应该用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应该为了让翻译家更方便而放弃自己的语言风格，这样得不偿失。我们也应该相信翻译家的才华和智慧，作家的作品不论具有多么鲜明的语言风格，也都能够找到方法进行翻译。
翻译工作确实非常难，真正的翻译还是富有创造性的，这种看法也受到一些质疑。有些看法认为，翻译家是不能创造的，翻译家的工作是技术性的。我说的创造是有限定的，把一种有风格的语言转译成自己国家的语言时，能够比较传神地、相对应地让原作的语言风格得以呈现，这就是一种创造。
我们在阅读大翻译家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时，并不会对翻译家产生怀疑，我们阅读时甚至会忘掉翻译家。前几年，有很多中国翻译家翻译出来的拉美文学作品，例如马尔克斯的作品，这种语言和我们惯常见到的语言风格不一样，令我们耳目一新。我们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原作者的语言风格。我们在读翻译成中文的巴尔扎克、雨果等法国一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也认为原作的语言就是这样。这样一种语言，我认为也是汉语文学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