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在杭州的家里宴请奈保尔。 （朱丹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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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看奈保尔的一本书是《米格尔街》，那时的译本叫《米格尔大街》。好像是浙江文艺社出版的，白底子封面，黑体字书名，没有腰封，没有宣言，简单至极的设计，默默无闻的登场，暗示这不是一本出版社力推的书。我看它是因为有朋友推荐，说这是一部“轻松又聪明”的小说，写贫穷、落后的一条街、一群人，有第三世界的“体温”。吸引我的是“聪明”之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小说写得笨，想变聪明。有一天，我把这本书和几十瓶蓝墨水一起买了回家。
那是2000年初夏，我刚迁新居，是一套当时并不多见的跃层，将近200平方。我从一年前开始装修，亲自设计、招工、买料、监工，装装停停，修修改改，耗时一年多。楼上一层，从楼梯开始，全是我个人的地盘，楼道两边挂着藏式挂毯和挂盘，楼梯口吊着昏暗的马灯，阳台上种着一棵从大凉山移来的三角梅，书房里是我积攒了十多年的书：有些书跟我从福州出发，去了南京、北京、西藏羊卓雍湖，现在终于安耽下来，无需舟车劳顿。我不相信我还会再迁徙，还会买更宽敞的房子，因此我才会如此不计精力财力，大搞建设，不厌其烦。
其实烦恼每天都缠我，只是想到，既然要一辈子交给它，我理应为它吃苦受累。书房是我的天堂，连地板都是亲自去乡下买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料，请木匠现场做的，自己上漆，清漆里加了蓝墨水，一遍一遍刷，刷成钢青蓝。比蔚蓝的大海还要蓝。深蓝。我就是一遍一遍刷着地板，累了，去阳台上抽烟、喝茶、看书。这个时间长达半个多月，我看的书至少有十几本，但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这一本：《米格尔大街》。这本书果然是聪明，文笔清丽，幽默轻松，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读，像画册。我头一遍是通读，后来是翻来读，反复读。像刷油漆一样，刷多了，就长牢了，化不掉。记得一天，我就用刷地板剩的蓝墨水写了一则读书笔记，其中有这样一句：他们是如此卑微，却又都如此快乐，像一群蜜蜂。当时我不知道，一年后这位作家将得诺贝尔文学奖，更不知道十四年后我们会在杭州见面。
那时我在成都，现在我居杭州。就是说，当时我也不知道，那套被我以为要厮守一辈子的房子，其实只陪了我七年，离一辈子太远！现在，那一屋子地板依然蓝得发青发亮，我却只能在梦里见到它。我确实时常梦见它，因为那蓝色里漆进了我太多汗水，也漆入了我不少美好记忆，我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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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是地球上少有的几个人造太阳之一，凡是有幸登上这个奖台的人，必将不幸地在灿烂中裸露，每一根汗毛都会被聚光灯丈量，在口水里肥沃。关于奈保尔的口水仗，打得尤为激烈而持久，自私、贪财、刁蛮、嫖妓、对妻子无情、对情妇施虐、对朋友不义、对读者轻蔑，等等，一个在生活中几乎是令人憎恨的恶棍形象，在诺奖光辉照耀下脱颖而出，活灵活现。好在出版商和读者不是道德家，书被一本本翻译出版，一本本在市场上走俏。我就是躺在蓝色的地板上一本本读：《河湾》、《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印度三部曲”等，几年间读了七本书。不能说每一本都喜欢，但毫无疑问，我喜欢这个作家，虽然他和我的写作风格截然不一。
奈保尔：我没有想到，在中国有那么多我的书迷，而且对我的文本有那么深刻的解读，我很高兴。
如果只是为了通俗文学，我是不会写作，但通俗文学就在那里，就像钟摆一样。尽管会变化，严肃文学也就在那里。
麦家：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就是母子关系，但文学创作的源泉并不是源自我和谁吃饭喝茶吵架，更多是内心的生活，一个内心善良或邪恶的人，他们眼里的生活有天壤之别。
—摘自2014年8月14日奈保尔与麦家在杭州图书馆的对谈
我读书有记笔记的习惯，有些直接记在书上，在他来杭州之前，我又翻看过去读过的一些书，看到不少记录。比如在《河湾》的第187页，页眉记着这样一句话：报上说他有“毒舌”之称，但他不是毒蛇，他“咬人”、放射毒液，是为治人于病，救人于难。在《幽暗的国度》的最后一页，我写道：写这本书时奈保尔31岁，之前已经出版六本书。我马上四十岁了，却一本书都没写出来，愧愧愧！卡夫卡说，人类因为懒惰被逐出天堂，奈保尔不在其列。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小纸条，上面有两句没头没脑的话，一句是：虔诚也是一种天赋，他触摸的世界带给我的疼痛，与我脚下的土地是如此之近；另一句是：绝望不是死亡，但比死亡更死亡。我想这肯定是跟这本书有关。我本已忘记了这本书的内容，但这两句话一下让我接近了它，像开了门。阅读的记忆会经常被淹没，又会经常被唤醒。所以，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像饱经风霜的人，生活中时有灵性和感悟迸发，其实不过是沉睡的记忆苏醒而已。在《印度：受伤的文明》的第71页，我写道：他没有忘记祖先，但已经被英国宠坏了，躺在一个英国爵士的荣誉里，没有拐杖，起不来。有些记录很长，有些记录又过于琐碎，这里就不一一举了。
总的说，奈保尔是一个生活体验很丰富、视野很广阔、写作很努力的作家。他已经出版二十七本书，至少有一半成为经典，被世界各国的人捧读。读他的作品，你也许不会感到被温暖、激励，很多方面他和库切一样，作品里有一股狠劲，一种深深的冷，让人伤感，甚至绝望。他以恨来传达爱，以绝望来把握希望。世界如斯，他心底如斯，他笔下如斯：种族歧视，文明冲突，爱恨交加，真假难辨；希望和绝望，如影相随，在默默地勾结、斗争。作为一个作家，奈保尔是忠诚的，一直在勤奋地思考、写作，除了诺奖制造的短暂骚动，一切按部就班，波澜不惊，往事和随想，在安静地交配、产卵。他写作的坐标不是情节、故事，而是过去、内心、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文学虚构，他有独到的理解就是：虚构是文学的常规手段，但目的不是为了制造快乐，而是为了让“真实”从庸碌生活中脱颖而出。他甚至说过：如果活着是为了快乐，对一个男人来说，只需要一个妓女；文学不是妓女，文学是圣人，我活着就是为它服务的。
那一天，当我抬着轮椅，气喘吁吁、一步一停地走在灵隐寺的台阶上时，我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现在他已经成圣人了，需要我们为他服务。确实，疾病把他按倒在轮椅上，削掉了他过往的锋芒和乖张，如今他时常举着小鹿和山羊的目光，三缄其口，沉默安详，仿佛一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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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缩短了杭州和上海的距离，但改变不了两个城市的气候，夏天溽湿、燠热，即使立了秋，还有十八秋老虎，虎视眈眈蹲着。奈保尔此次来中国，主要是参加上海书展，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杭州只待了两天两夜，不到四十八小时。由于临时横事，我未能全程陪他。在相处不多的时间里，我们聊及不少话题：文学、美食、西湖、西湿、气候、媒体等。但记录下来，他说的话记不满一页A4纸。他已经作别了过去的他，不再有宏声高音，不再有如簧巧舌，不再有谈锋，不再有怨毒，甚至不再有表情、手势。毕竟已经八十二岁，加之病魔缠身，更加之长途旅行和频繁出席活动，疲倦像滞热的湿气一样笼罩着他，包抄着他，粘在他身上，让他显得十足像一个高龄老人、虚弱病人，即使思绪万千，也只能长话短说，点到为止。
我相信，思维没有背叛他：自始至终，我没见他说过一句胡话，或乱语。他只是丢失了体力，以致无力谈笑，正如一个人无法在重负下跟人开怀畅叙一样。他的情况就是这样，体力都消耗在支撑沉重的身体上。相对于有限的体力，他的体重显得无限的重了，即便坐在轮椅上，依然累不可支。临别那天晚上，我去宾馆和他道别，当时他已经躺在床上，我第一次看到他把手自如地举起来向我挥手示意，第一次看到他嘴角浮出粲然笑容，第一次听到他发出常态的声音，连贯地说出一句长长的话，对我致谢，向我母亲问好。我知道，这是因为席梦思卸下了他自身的重负。
老人家确实老了，病了，乃至已经离不开床榻了。
可他显然不服老，不愿向病魔低头，饱受病榻奚落。他要挣脱病榻，出门，去遥远的地方：中国上海；去更远的地方：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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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是8月13日下午的晚些时候到杭州的。对生活在皇历时间里的我母亲来说，这一天是农历七月十八。我母亲和奈保尔是同龄人，平时身体很健康，每天早睡早起，洗菜扫地，喂鸡养狗，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她照例早早起了床，但接迎她的不是雷同的一天，而是和死神交战的一天：一只野猫把她吓死了！
我们家没有养猫，以前也不见有猫来串过门，因为家里有狗，猫怕的。而且，我一直以为，猫也是怕生人的，见了生人会立即蹿走，不可能任人踩踏。但这一天就怪了，猫在我家睡大觉，狗不理不睬；母亲从卧室出来，准备去开客厅灯，一脚踩在这只死猫身上—鬼知道它中了什么邪，这么笨，会躲不掉一个八旬老人的脚板！猫惊叫着，像一道黑色闪电一样夺路而逃，跳窗而去，同时把我母亲的灵魂和心跳也带走了。二姐说，她发现母亲时，母亲像一截木头一样笔直地横在地上，摸不到心跳，任凭捶胸敲背、大呼大叫，都不起用场。好在去医院的路上，母亲心跳又凭空而来。二姐说，是一辆大卡车的喇叭声把母亲叫醒的。
谢谢你司机兄弟！二姐说，母亲心跳至少停止跳动了二十分钟。医生说，我母亲的命真大。确实，二十分钟，在阳间，还不够赶到医院，但在阴间，足以踏上不归路。
先送县医院，下午三点转到省医院……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大家都瞒着我：家人，朋友，包括有关领导，都认为我在接待一位国际贵宾，是件大事情，不应该让我分身担心。
殊不知，我正愁死人呢。这一天，如果我去卜卦，一定是凶象。虽然母亲这边的事被人蛮横地按了下去，但奈保尔这边又生生地翘将起来：原订早上九点从上海出发，赶到杭州吃午饭，却一拖再拖，迟迟不上路。问缘故，说有意外。意外？什么意外？！再三问，终于吐露实情：早晨洗澡，不慎滑倒，左肩膀着地，现在医院拍片检查。事后我算了一下时间，两位同龄老人几乎是在同一时段倒地，被医院召了去，怪不怪你说？
这一天，有点奇。
老年人进医院，似小伙子进妓院，天晓得什么时辰能出来。我傻了，因为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同奈保尔有个公开对话活动，在杭州市图书馆500座报告厅，活动预告已提前两天登报，500张门票在第一时间被抢购一空。现在对话的一方—尊贵的一方—在医院拍片检查，这可怎么办？
没办法，只有烧香。
我们真烧了香：我和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俊兄，后者是奈保尔全部著作在中国的唯一出版人，也是我和奈保尔此次见面的牵头人。虽然我没有寻过问，我直觉陈兄心中一定有佛。事实上，奈保尔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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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烧香灵验了。
当天下午三点半钟，奈保尔一行从上海启程，将近四个小时后，出现在我们面前。尽管我对他身体状况有所预知，但也许是临时伤痛之故，我看到的样子比我料想的要糟得多；他瘫在车里，根本不能行动，下车时动用了宾馆四位保安，他们小心翼翼，左右为难，像在搬弄一件易碎品。我上前跟他握手，手心里全是冷汗，凉飕飕的，且无一丝气力，感觉像握了一块肉。我说：“先生，我十二年前（其实是十四年，因紧张出现口误）就认识你，当然不是真人，是你的书。”他端着一脸憔悴，问我是什么书，声音幽到经不起风碰。我说是《米格尔街》。他似笑非笑，目光迷离，半天张不开口。他夫人见了连忙接过话头，对我说：“那是他早期的一本书，奈保尔很喜欢这本书。”我说：“我也很喜欢，一度把它当作我学习写作的教材，看了很多遍。”他终于说了句什么（翻译没有传译），一边向我伸出手，好像在对我示意，其实是在兀自颤抖：越来越颤抖。我连忙又去握住它，只是为了让它停止颤抖。但我感到自己的心也在颤抖。
是的，接待这样一位病弱交加的高龄贵宾是件冒险的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啊！
相比，六十四岁的奈保尔夫人高大，健硕，健谈，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花甲老人。她是印度人，大眼睛，长睫毛，高耸的鼻梁、宽厚的鼻翼，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凸立；左侧鼻翼左侧缀着一粒碎钻，在灯光下晶晶亮。她对人热情，豪放，说话声音高亢，粗犷，像在草原上长大的。另有一位男助理，三十来岁，曾经是银行职员，因为崇敬先生，甘愿全职为他服务。他比我高整整一个头，身板挺拔，身手敏捷，剃个小平头，像个水手。没有他俩，奈保尔也许只能困在病榻上，冲着英国的天花板，对遥远的中国空思妄想。现在可以说，奈保尔的中国行是圆满的，这满圆是靠这两人的四只手合拢、围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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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不管怎么说，奈保尔终于来了，我们都如释重负。
就在这种情况下，人来了，我吊的心着地了，我妻子终于熬不住（已经熬了一整天），向我道明母亲病重的实情。她心里也担心有意外。不过她是矛盾的，一边是担心，另一边也是担心：对方远道而来，且为国际贵宾，我当主人的岂能临阵逃脱，甩手不管？我走了，整个场面抽了主心骨，万一怠慢了贵宾，发脾气，闹情绪，耍大牌，取消明天活动，我又怎么收场？她尽量安慰我，母亲病情稳定，也有人陪护，我可以陪他们吃完饭再去看她。
开始我也这么思想，我不能走，走是失礼的，可能也是失策的。但在登车去餐馆的一刹那，我改变了主意，直奔医院……已经没人为我服务，我只好亲自开车。天已黑透，且下着雨。雨越下越大。关键是我心乱如麻，好几次我眼前一片黑暗，车子只好当街停在那，只听到雨刮器刷刷的声音，好像车已抛锚。杭城本是小的，但那天晚上我觉得比非洲撒哈拉沙漠还要大，怎么也穿越不了。当我下车时，内裤都湿透，不是雨水，是汗。什么叫心急如焚，什么叫焦虑万分，什么叫“压力山大”，那天晚上我真正领教了。
母亲的状况还算好，但病因尚未查明，她身体里有地雷，不知埋在哪里。奈保尔那边的情况似乎也好，正常用了餐，回宾馆睡觉了，没有闹情绪。但谁晓得这是不是真相？我知道，即使奈保尔已拂袖离去，他们也会瞒着我，像瞒着我母亲病情一样。想着奈保尔过往的一些做派，他闹情绪完全有可能的。再说，他也有理由闹情绪，我拖着这么病弱的身体和伤痛从老远来践约，你不领情，不感激，不顾大局，不辞而别，不像话……我就这么想着进入梦幻。
这天晚上，我只睡了一个小时。睡不着。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盲目的恐惧和内疚中胡思乱想，浮想联翩。人在特定的时候总会有些特定的想法，正是这些想法让我痛下决心。母亲病情不明，要做各种检查，然后会诊。家里虽然有几位亲人在，但都生活在乡下，不会说普通话，进了城，像出了国，做什么都缩手缩脚，没有自信，让我也没信心把母亲交给他们。一个念头安慰了我，在母亲生命安危面前，我有权放下任何礼数和利害，我有道德豁免权。另一个念头也安慰了我，母亲是给我生命的人，我有义务、有责任让她的生命活得更健康、长久。这两个念头一起告诉我：即使奈保尔已连夜返回上海也不足惜，什么对话，什么贵宾，不过是名利场上的戏，说到底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既然是虚荣心，丢了也罢，甚至我需要学习把它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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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第二天上午我要陪奈保尔一行游览西溪，中午在我家吃饭。我黎
明前才睡着一会，醒来发现雨止了，天放晴。一夜雨水，尘埃落定，空气清新得想张口喝，我昨日的霉运似乎也被雨水洗涤干净。吃早饭时，妻子发来短信，说奈保尔昨夜休息得很好，现在精神不错，他夫人很关心我母亲病情，祝老人家早日康复。正准备回信，又跳出一句话：奈夫人说今上午游西溪有我和陈总陪即可，你安心陪母，如病情稳，回来吃午饭。我的心情顿时像天气一样晴朗，几个小时后，更是晴空无里。几项重要检查出来，医生跟我拍了胸脯，母亲并无器质性病原，昨日的惊险是拉警报，挺过来就好了，目前决无生死之虑，让我放心回家接客。
这时已十一点多，奈保尔他们已经游完西溪，准备去我家午餐。我立刻上路，以最快的速度和良好的心情赶回去。他们先我十分钟到家，我进屋时一群人正在客厅里叽叽喳喳，奈保尔背对大门，坐在轮椅上，坐姿端正：不像昨天，四个保安也架不住，像摊泥。我走到他面前，果然见他有神气，思路清，不及我开口，领先打问我母亲病情。我说很好，并向他道歉。他说：“这不用道歉，要是我也会这样，人只有一个母亲。”我很感动，上去握他手，手暖暖的，软软的，像我母亲的手。我说：“先生，我母亲与你同龄，但没你身体好，昨天差点去见莎士比亚了。”他摇头说：“我也不好，希望我们都好，我和你母亲。”我说：“这也是我的希望。”他说：“谢谢。”
我想起昨夜梦中怒气冲冲返回上海的奈保尔，心想，这又是虚惊一场，跟母亲对我的惊吓一样。确实，奈保尔一点也没有责怪我失礼，他非常体谅我，真心宽慰我，像个和蔼可亲的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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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宴不丰盛，但颇具特色。奈保尔是美食家，对吃很讲究，不吃肉；坐上轮椅后讲究更多，因为没有运动量，行动不便，有些食物不宜吃。为此，陈明俊专从海南请来一厨师（安妮宝贝的新作《得未曾有》的第一篇《搭花酝春》写的就是他）为他掌勺：做了六道菜，没有一丝肉，却是道道有肉香鱼鲜，不愧为名厨。他还带来自酿的梨花酒，倒在杯中，米酒的色泽，梨花的异香，美酒的口感。听说奈保尔爱喝酒，我倒上一杯请他品尝。他端起酒杯看看又放下，说：“好酒，但我不能喝，因为下午要同你对话。”这么节制，怎么有人说他是酒色之徒？
餐桌上有位苏州客人，一女孩，叫潇潇，是我好友王尧的女儿。她在收集名人手迹，知道奈保尔要来我家，提前一天到我家等着。我们以为的“小事一桩”，却被奈保尔助理明确拒绝，并不婉言。据说在欧洲，奈保尔一本签名书可以卖几千美金，要保这个身价，只有一个策略：尽量少给人签书。我为潇潇白跑一趟遗憾，也为自己不能向老友交差难堪。明俊兄知情后，亲自上阵同奈保尔说；先生听了二话不说，向助理讨来钢笔，爽快地在潇潇的书上签上大名，让我又添惊喜。
接下来的七八个小时里，奈保尔以各种方式不断地给我叠加慈祥、温和、达理、体贴人这种印象，仿佛是有意要揭穿流言蜚语。在下午的对话会上，500人的报告厅坐无虚席，奈保尔有问必答，包括一些刁钻的提问。有读者问：“你曾说过女性作家往往不如男作家，你不怕得罪女性吗？”奈保尔说：“谢谢你给我机会申明，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只是说不喜欢写《傲慢与偏见》的那位女作家。”我想，他需要更正、澄清的谣传一定更多，但他从不理睬。有些名人善于在媒体面前包装自己，他不。“他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他夫人在私下对我说，“他认为一个作家最好的包装是努力写，不停地写，争取不断超越自己。”
我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可惜，他本人对我说的很少，他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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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会结束，我们直接去了灵隐寺，这是奈保尔夫妇点名要去的。很遗憾，奈保尔最后未能亲自去大雄宝殿给菩萨烧上一炷香。灵隐寺里四处是门槛、台阶，我们抬着轮椅过了一坎又一坎，前面依然还有一坎又一坎。终于，他摇头了，要放弃。我们问他是不是累了，他说：“我不累，你们累了。我不能为了对菩萨表示虔诚，把你们累垮了。”他请夫人代他去烧香。我也烧了一炷，祈了一个愿，拜菩萨保佑我母亲和这位英国老人健康长寿。通过短暂的接触和交流，我已经爱上了这个被众声喧哗、蜚短流长的老头子，不管如何，我看到的是一个慈蔼可敬的老人。也许是岁月改变了他，但终归是他改变了自己，何况他的作品曾经照亮（改变）了无数人的心灵，而且仍将照亮（改变）更多的人。
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我来到他宾馆床前话别，于是看到、听到了如前所述的几个“第一”。其实，他次日还要在杭州待大半天，只是我要走，去上海参加书展，中午有活动，必须起早出门。这些活动早在几个月前安排好，没有不可抗的力量，我没有理由缺席。
我知道，生活不该这样，但生活就是这样。
2014.8.26夜完稿
作者：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