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路边犬》，罗伯特·哈斯译。
《波兰战后诗选》，米沃什译。
辛波丝卡《万物静默如谜》，陈黎、张芬龄译。
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陈黎译。
保罗·策兰《心的岁月》，王家新译。
茨维塔耶娃《新年问候》，王家新译。
诗人译诗：抓住文字飞舞的蝶翼
8月，在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上，来自美国的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来自宝岛台湾的陈黎和内地诗人王家新聚在了一起。这三位来自不同地域的诗人，另一共同的身份是诗歌译者。罗伯特·哈斯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英文译者，长达二十余年与米沃什共同合作翻译英译本《米沃什诗选》，其译本因米沃什自身的深度参与成为经典文本；陈黎在台湾翻译辛波丝卡及聂鲁达等诗人的诗作，其中他翻译的辛波丝卡的诗选《万物沉默如谜》一反诗歌的冷门，成为畅销榜上的“文化英雄”；王家新自早年翻译叶芝诗选以来，集中心力深垦保罗·策兰、茨维塔耶娃等“诗人中的诗人”。
“诗人译诗”这一世界诗歌史上的隐秘传统，如何在不同的个案中碰撞出火花，当译诗的诗人们聚在一起，又如何“华山论剑”？
桂冠诗人哈斯
通过翻译来听听别国的声音
这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哈斯第二次来中国。和南都记者六年前见到的哈斯相比，老诗人的头发更白了一些，但温和友善依旧。不同的是，此次中国之行，哈斯开心地见到了自己诗歌新出炉的中文译本。
这个秋天，哈斯硕果累累，从上海回去后，他将领取美国重要诗歌奖项“斯蒂文森诗歌奖”。以美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华莱士·史蒂文森命名的这一奖项，1994年由美国诗人学会设立，旨在表彰“在诗歌艺术有突出及公认成就的美国诗人”，每年评选一次，奖金为10万美元。W .S.默温、约翰·阿什贝利、菲利普·莱文、加里·斯奈德等美国当代诗坛的健将都是这一奖项的往届得主。美国媒体评论说，“当绝大多数诗人都籍籍无名的时候，哈斯是一位文学明星。”
除去1995年-1997年两任全美桂冠诗人的身份外，哈斯是包括全美图书奖、普利策奖在内的诸多奖项的得主。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文学教授的教职上退休，但身体力行环保等公益事业。此外，哈斯也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的重要英文译者。两位诗人轨迹的交集是“诗人译诗”传统的绝佳注释。
1960年，米沃什来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语言文学。绝大多数美国大学的斯拉夫语系都是只有俄语专业，伯克利分校是其中少有的开设波兰语和捷克语专业的。“在波兰期间，米沃什曾在电台做过记者；二战后，他当过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1960年移居美国之前，他在法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寻求政治避难。所以初到美国那几年，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还在法国。”
60年代末，美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平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反越战风起云涌。当时的伯克利，一度是美国学生运动的震中之一，垮掉派、鲍勃·迪伦、滚石乐队、披头士风靡。米沃什当时也在这震中，“在这里他也写诗，这些都构成有意思的背景。而我呢，22岁结婚，23岁有了孩子，当时正在自学写诗，以及奋力谋生。”
哈斯和米沃什的相遇一直到70年代末。同在伯克利教书，哈斯有一天发现这位波兰诗人的住所只离他三个街区之距，哈斯回忆，“我先前读到过米沃什的诗歌，十分喜欢，我知道他在伯克利，但我不知道他和我是邻居！”那时，米沃什只有很少的一些诗歌被译成了英语，在一个很小的出版社出版，不为人知。哈斯打电话给他的出版社编辑，告诉他有一个伟大诗人的作品需要翻译出版，“编辑和米沃什见了面，他答应了翻译出版。”
哈斯回忆，那之后不久，米沃什受邀参加旧金山一个国际文学节，朗诵自己的作品，“他告诉我他很为朗诵而紧张，因为他的口音。他问我可不可以替他朗诵，我答应他，当然可以，我很荣幸。他到我家里来，给我看他准备朗诵的诗。他问我：你怎么看波兰的诗？我不懂波兰语，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又问我，那你怎么看我的诗歌的翻译？我大概说了‘你的思想很有意思’诸如此类的，他很直率地告诉我：你的想法不够好。”回忆起与这位旧友的往事，哈斯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米沃什问我，B ob，你帮我翻译怎么样？那是1977年，就这样，我们翻译了20年。”
多年来，每周一次，或早晨或傍晚，与米沃什的会面几乎成为哈斯日常生活铁打不变的一部分。后来，哈斯在斯坦福的大学同学、同为诗人的罗伯特·品斯基也加入了进来。“我不懂波兰语，所以通常，米沃什会写下他的第一遍翻译然后读给我听，再由我们进行第二遍、第三遍的翻译。”这种译者彼此都是诗人的翻译是难能可贵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是由作者和译者通力合作完成的翻译。
哈斯告诉南都记者，其实米沃什自己也翻译诗歌。1945年米沃什在克拉科夫曾编过英美诗选，之后也翻译过美国诗歌，“1944年他翻译过艾略特的《荒原》，他也将很多波兰诗人的诗翻译成英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米沃什教一个诗歌翻译的研究班，他带着学生们集体翻译，把波兰语诗歌翻译成英语，后来编成了一本《波兰战后诗选》。
“如果一直呆在法国，我就不会在1978年获得斯塔特奖，或者后来的诺贝尔奖。”米沃什曾经这样表示，他说，在西欧已经萎缩到像银币收藏一样的诗歌，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找到了听众，找到了整个的系、学院和各种奖项。
哈斯和米沃什的最后一次合作是1998年出版的一部名为《路边犬》(R oad-Side D og，戴骢曾节选该书翻译成中文，将之译为《途中狗友》)的散文集。这部由格言、轶闻、沉思、评论构成的散文集，在哈斯看来，是米沃什对自己一生的感受。“其实米沃什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波兰之外，童年在俄罗斯，后来在法国，再后来在美国。但他一生都用波兰语写作。他说，他带着他的母语在世界各地流徙。”哈斯说。
“我花了20年时间翻译米沃什，从波兰语翻译成英语。整个20世纪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体现在他的诗歌当中，他看到了20世纪那些最糟糕的恐怖。”哈斯说，米沃什伟大的主题之一是政治，政治诗几乎一无是处，但是你不得不面对的是我们身处其间的政治。哈斯在诗中写大自然摄人心魄的力量，写泰国街头的雏妓与全球化，也写伊拉克战争。
诗歌如何产生影响？哈斯说有一个例子是，梭罗读华兹华斯，约翰·缪尔(英裔美国博物学家，提议成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读梭罗，罗斯福读缪尔，所以我们有了国家公园。“成就这件事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
哈斯说，在美国，桂冠诗人的角色相当于诗歌对大众的发言人。“我们有一个周报，我在上面谈诗歌的翻译，也写了许多文章，就是向公众传达这样一个观念：环保主义者他们说，某一种鱼、某一种鸟的生存情况会告诉你这生态圈是不是安全，它们就像指标一样。如果北美黄喉夜莺每个春天还出现，那么我们知道生态系统还健康。诗歌也是这样的一个指标。”如果有一个自由创造的环境，如果整个教育系统非常健康，那么诗歌的整个状况也会越来越好。“如果公民识字率不断下降，诗歌又怎么会有更多的读者呢？”
让哈斯忧心忡忡的是，在美国，尽管有许多的移民，但却越来越是一个单语言的国家，“你去看电视，所有都单一版本的美国想法、美国语言。我这样来说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美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无知非常危险。”
“我们这一代作家成长于平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实际上，朝鲜战争是我们苏醒的开始。”回顾六十年代对自己的影响，哈斯说来自异域的文化影响很大。“那时候我们读庞德翻译的李白，还有加里·斯奈德翻译的中国诗歌———他当时在加州大学研究生，这些都形成我阅读的基础。我们在李白、杜甫、王维的世界中看到了如此不同的风景。”开始写诗之后，哈斯觉得翻译就成了诗人很正常的工作。他甚至自学日语翻译了日本的俳句。
哈斯已经退休了，但他每年在伯克利还会做一个关于诗歌翻译的工作坊，每个班带12个学生。“我不教学生们如何读诗，也不教如何写诗，在我看来，只要花精力，这些总是能弄懂的，但是我教翻译。”这个翻译课是世界文学的课堂，会有美国诗歌、英国诗歌、日本诗歌，也有中国诗歌，有古典诗人的作品，也有当代的诗歌。“通常的方式是，学生会逐字逐字地翻译，然后读给其他人听，直到用英语表达出来像一首诗。”在哈斯看来，年青一代的美国人通过翻译来听听别国的声音，这很重要。
辛波丝卡译者陈黎
用诗去青睐诗，去致敬，再创造
“我从小就出生居住在台湾花莲的上海街，我很高兴从花莲的上海街来到上海街上。”上海国际文学周上，陈黎用一个绕口的语言游戏带出两岸历史幽微。1954年出生的陈黎，说自己除了在台湾师大读书的四年服兵役的两年外，都生活在太平洋畔的花莲，因此他的其中一本诗集也被命名为《岛屿边缘》。在岛屿边缘足不出户用功的成果，是高产的诗歌翻译。除了辛波丝卡的诗，陈黎和他的太太张芬龄，还翻译了600多页的《拉丁美洲现代诗选》及聂鲁达、普拉斯等诗人的作品。
纯文学诗集能卖成畅销书，陈黎翻译的波兰诗人辛波丝卡诗选《万物沉默如谜》大概是少见的案例。说起来是隐秘而有趣的关联。陈黎最早见到辛波丝卡的诗，正是在米沃什和学生集体英译的《波兰战后诗选》中。
陈黎说，翻译辛波丝卡很偶然。“开始读辛波丝卡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识她，读到她的诗很好，就开始译。”我买的第一本辛波丝卡诗选是198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声音，情感，思想》———有她70首诗作英译，并附波兰原文。
1998年，陈黎翻译的桂冠版《辛波丝卡诗选》在台湾卖出1万多本，成为畅销书榜上像米兰·昆德拉和村上春树一样的“文化英雄”。这本诗集一开始并没那么热，后来幾米绘本《向左走向右走》中引用了辛波丝卡《一见钟情》一诗中的前四行作为前言，这本诗选也开始慢慢流行起来。《在一颗小星星底下》甚至出现流行歌手的歌词里。在大陆出版的《万物沉默如谜》也同样畅销。陈黎调侃，“因为这书卖得好，很多出版社都去出版诗集，害了不少人。”
“其实人家本身的好处不是因为我们的翻译来的，我们只是推手。”陈黎说，就畅销而言，辛波丝卡是波兰的“席慕蓉”，“老早在30年前，她的诗集《巨大的数目》，第一刷1万本在波兰一个礼拜就卖光，书店大排长龙，那时候她还没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东西还需要我们做广告吗？”实至名归，她的东西你就是一读就会觉得好。“她的诗举重如轻，严肃的主题常常用幽默、机智的方式手到擒来，日常生活的卑微事物中充满别人未及的创意。”陈黎说，“诗是一个防火墙，辛波丝卡说的，诗是我们的栏杆，幸好有这个栏杆，让我们可以保住命，诗让我安定，让我们勇敢，不难过，它告诉我们每一个小的东西都是动人的、高贵的。”
陈黎大概是中文世界最早翻译米沃什的译者之一。米沃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1980年，陈黎25岁，“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年我得到了时报文学首奖，时报社庆是10月2日，报纸登了整个版。过几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诺奖揭晓，得奖者是米沃什，然后全世界都往伯克利大学找米沃什，高信疆、痖弦他们打电话给所有人，问这个人是谁，没有人认识他。后来有人说给陈黎打电话，陈黎翻译过，总编辑给我打电话。”回忆起那个没有传真机和E - m ail的年代，陈黎说，诺奖出消息的当天晚上，陈黎一个字一个字念米沃什的诗，总编辑高信疆在电话旁边写，报纸已经截稿，高信疆让人用毛笔写出来“献词”，作为副刊的独家头条。“这是中文第一人吧！”说起当年的“先见”，陈黎不禁小小得意。
陈黎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老师余光中翻译的一本《英美现代诗选》是老一代诗人的译诗典范。翻译《拉丁美洲现代诗选》既是效法，又是新一代译者的独辟蹊径。“那时候我和张芬龄对拉丁美洲文学产生兴趣，是因为修第二外国语时选了西班牙语，而选西班牙语，则因为选课当天我们都较晚到校，法语、德语皆已额满，只能选西班牙语。当时我们西班牙语虽学得不怎么样，但觉得西班牙语一堆aaoo，念起来甚为好听，所以很想找西班牙语诗来念。买到的书既多是西英对照，理解起来似乎也不算太难。”一边服兵役，一边在笔记簿上翻译，加上当时女友张芬龄的配合，《拉丁美洲现代诗选》很快就初具规模。拉美众诗人中，聂鲁达是陈黎着力甚深的一位。“我说我受聂鲁达影响，我不知道我是受聂鲁达影响，还是说我翻译聂鲁达的影响。”
诗人译诗是个普遍的现象。陈黎说，大诗人如布罗茨基、希尼等，彼此互相濡慕，会去读对方的诗，或者写诗献给谁，“有点像中国的酬答诗。有时候过几年发现他们酬答的人也得诺奖了。”陈黎觉得，诗人和小说家好像不太一样，诗人像一个大家庭，“是不是得诺奖或者推荐他不重要，我觉得他们对同行的珍惜是真的。我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两个人没有见过面，但是会去读对方的诗。”
这次到上海，陈黎提前读了哈斯和哈斯的太太、同为著名诗人的布伦达·希尔曼的诗，忍不住翻译了几首。甚至在台上开会，其他嘉宾发言的期间，也看到他拿出笔，不时在译稿上圈圈点点。
陈黎承认，看到一首好诗，确实会无法自己地要去翻译。不一定非得是大师，有时候作品不错，就会有冲动。“你看到两句就会觉得，哇，她是比我更好的诗人，什么是更好的诗人？就是说你一次写两个，她一次能写五个，而且写出来更微妙。你嫉妒她写这个东西能这样写。”比如，布伦达·希尔曼的诗中有一个比喻，形容一只麻雀“它的胸轻如一盎司的茶”，陈黎击节赞赏，“我这辈子不会用这样的比喻，我输给人家了。”好的诗歌的特质和技艺，好像通过翻译能够据为己有，想要去读它，转化它的优点，或者说用诗去青睐诗，用诗去致敬，用诗去再创造，陈黎觉得这是诗人家族最特别的一点。
“翻译是辛苦的甜蜜”，陈黎把翻译比作捕蝶，“企图为读者抓住飞舞的蝴蝶，好让其一窥全貌。然而当他钉死蝴蝶时，他呈现出来的只是僵硬的标本，而非真正的蝴蝶。如何钉住文字蝴蝶的双翼并且让其仍保有生命，是翻译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及努力的方向。”
诗人王家新
诗人作为译者成为一种“现代传统”
“我不是翻译家，我是爱好者。”在与哈斯、陈黎对谈的活动中，王家新一上来就这样声明，“我的翻译首先出于一种爱，还有一种内在的需要，像呼吸一样迫切的需要。”
在内地诗坛，诗人译诗在中坚代诗人身上并不少见，黄灿然、张曙光、周伟驰、胡续冬等诗人都有杰出的译笔，王家新是其中用力甚深、心得独到的一位。就他深垦的德语诗人策兰而言，王家新迄今已翻译了策兰的三百多首诗和多篇散文，写过数十篇关于策兰的文章和解读文字，还有一部评传正在写作之中。用王家新的话说，“策兰是一位需要用我的一生来阅读和翻译的诗人。”
王家新最初翻译策兰是在1991年的秋冬。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图书馆，他借到一本企鹅版策兰诗选，英译者为英籍德裔诗人、翻译家米歇尔·汉伯格。“这是我与策兰的第一次真正的相遇，我完全被他的诗和命运吸引住了。”那时在中国大陆，策兰的诗只有少许三四首被译成中文；在诗歌界和翻译界，策兰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最初并没有翻译的想法，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必须去译，只有这样我才能切身进入到策兰的语言的血肉之中。”王家新从中译了二三十首策兰的诗，并请社科院外文所冯至先生带的德语文学博士、研究里尔克的学者李永平指正，“他看后这样带话来：‘我没想到策兰居然可以翻译成中文，而且译得是这样好！’这样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王家新将策兰的诗比喻为“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循着这样的灯光，对策兰的翻译日具规模，研读也日渐切中肯綮。
王家新说，其实策兰本身就是一位做出过大贡献的天才翻译家，“策兰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是他诗人生涯中光辉的一笔。职业翻译家什么都可以翻译，但诗人译者都是有选择的，而他们的选择深究起来，往往都出自一种‘生命的辨认’———策兰为什么会译艾米丽·狄金森？这就像有人所说，因为‘狄金森是照耀他启程的星，而非猎取的目标’。”
王家新翻译茨维塔耶娃也是出于这样的“同气相求”。他还记得自己二十年前在泰晤士河桥头的路灯下，初读茨维塔耶娃《约会》一诗英译本时的情景，“那个开头，使我骤然一哆嗦：‘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最后的结尾甚至令我有点不敢往下看：‘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我读着，我经受着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受过的颤栗。”
王家新最新出版的《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包括了六十多首抒情诗、诗组以及《终结之诗》、《捕鼠者》、《房间的尝试》、《新年问候》等长诗。“说实话，这是我遇上的最艰巨、最具难度、最富有挑战性的作品之一。”王家新说，这首长诗是1927年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挽歌，诗人前后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就，长达200多行，句式复杂，多种层次扭结在一起，而又充满了互文回响。“在翻译过程中备受折磨，但又充满感激，因为伟大作品是对我们的提升。”
“茨维塔耶娃的英译者科斯曼希望她的翻译‘至少能够带来一些活生生的血肉，一些火焰。’她说的是‘至少’，这是有技艺的译者可以做到的。困难就在于把握茨维塔耶娃的抒情音质，并使一本诗选从头到尾下来都能确保其‘声音的真实性’。”
“我的翻译只能是‘作为一种敬礼’，献给我心中永远的玛丽娜，也献给那些爱着这位伟大诗人的中国读者。”王家新在序中写道：“我并非一个职业翻译家，我只是试着去读她，与她对话，如果说有时我冒胆在汉语中‘替她写诗’，也是为了表达我的忠实和爱。”
在王家新看来，翻译既是译作与原作之间的搏斗，也是两个诗人之间的搏斗，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译者自身的印记。“但是这要有分寸感。我研究过布罗茨基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名诗《哀歌》的翻译，布罗茨基是一位布鲁姆所说的‘强力诗人’，他的译文音调更宏亮，诗意的表达更强烈，更有个性的锋芒，但他也多少把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化’了。”王家新的观点是，所谓“客观、忠实”的翻译从来就不存在，译者当然要有个性，但也要有一种“化身万物”的能力。“最起码，在翻译时要充分了解、掌握和尊重原作的风格，比如说，你不能用茨维塔耶娃的风格来翻译阿赫玛托娃。”
就“忠实”这一翻译的重要命题而言，王家新认为，有表面亦步亦趋的忠实，也有通过背叛达到的忠实，还有一种更高的忠实：那是伟大的翻译所达到的境界。“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伟大的翻译本身就是伟大的文学。”
“博尔赫斯在谈论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尔德对《鲁拜集》的翻译时曾这样感叹：‘一切合作都带有神秘性。英国人和波斯人的合作更加如此，因为两人截然不同，如生在同一个时代也许会视同陌路，但是死亡、变迁和时间促使一个了解另一个，使两人合成一个诗人’。”在王家新看来，诗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它在根本上，正是博尔赫斯所说的为了使“两人合成一个诗人”。
“这当然是一个极其困难和艰巨的过程。然而，就中国现代诗歌而言，戴望舒之于洛尔迦、卞之琳之于瓦雷里、冯至之于里尔克、穆旦之于奥登，等等，已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相互‘契合’的光辉例证。”王家新说，正是由于他们，“诗人作为译者”成为一种“现代传统”，这一传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激励作用。“我们在今天接过这一传统，也就是对这些前辈的一种回报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