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傅高义在察哈尔学会主办的活动交流现场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胡耀邦的书，快一点的话估计也要两三年。”
“邓小平很重视经济问题，担心老百姓的问题会变成政治的问题，为什么92年南巡谈话这么重视继续改革开放？他怕经济问题会变成政治问题。”
“江泽民在那个情况之下继续改革开放（很不容易）。他在北京是电子工业部的工作，没有担任过很重要的中央领导人，没有北京政治的经验。在这个情况之下不要低估他的贡献。”
“习近平是很大胆的，特别对腐败问题的工作做了不少。关于别的事情，比如会不会把民主扩大了，现在说还是太早。”
以《邓小平时代》一书而在中国闻名的傅高义，9月7日在京与政知局分享了他对中国三代领导人的看法。了解中国已成这位美国学者的使命，在他看来，不了解就会产生偏见。
今天是中秋节，节日还在看严肃读物的大家，辛苦了。下面给大家献上“政知局”中秋特供——
傅高义：习近平是很大胆的。
9月7日下午，出现在辽宁饭店3层会议室的傅高义分享着他的观点：“了解今天的中国，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因为这是现在中国的主流”。
将自己定义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改革的受益者”，傅高义的下一步打算仍和“改革”这个“主流”话题有关——“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胡耀邦的书，快一点的话估计也要两三年。”
半个月的时间里，这位因撰写《邓小平时代》而被中国读者熟知的哈佛学者，在北京、四川和湖南等地来回奔走，领导会见、学者对谈、媒体专访基本已将日程表填满，下周三将要结束行程返美的傅高义向政知局坦言，“我都没时间查看邮件”。
“我对邓的评价二八开”
“有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问我对邓小平怎么样看，我认为是二八开吧。说起来太长了。”
傅高义的“中国时间”，始终绕不开诸如“历史评价”这样的话题。
“我认为他88年等的判断是不正确的。88年关于价格问题，他想闯关，朱镕基后来搞得非常漂亮，中国肯定要走那条路，但是邓小平的判断错的，他想做得太快，经济条件不存在，所以我认为那个判断是错的，你可以看得出，北京很多老百姓非常紧张，怕自己的生活出问题。”
给出答案的同时，这位84岁的老人仍会记得寻求一种更为和缓的解释：“当然历史不允许假设。”
“习近平是很大胆的”
在被问及对新一代领导人的看法时，傅高义频繁使用“大胆”这样的字眼。
“习近平是很大胆的，特别对腐败问题的工作做了不少。关于别的事情，比如会不会把民主扩大了，现在说还是太早。我个人看，很多外国的学者还是很紧张，因为有很多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周永康、薄熙来，那不是一个人的事，那是很不容易搞的。”
傅高义直言，“邓小平很重视经济问题，担心老百姓的问题会变成政治的问题，为什么92年南巡谈话这么重视继续改革开放？他怕经济问题会变成政治问题。”他甚至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邓小平现在活着的话，我认为他会重视习近平对腐败问题的贡献，会觉得非常好，对这个过程是肯定的。”
对话|傅高义：大陆版《邓小平时代》基本保留了我的意思
大陆版删除内容不到5%
政知局：活动现场不少读者找您签名，您计算过这次来中国大约签了多少本书吗？
傅高义：这次大概有几千本吧，哈哈，去年的时候最多（注：2013年1月18日《邓小平时代》中国大陆版正式上市）。
政知局：刚刚我留意到一位现场的年轻人，他特地拿了两个版本的书找您签名，一个是大陆版，一个是港版，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两个版本上的差异？
傅高义：我很坦率跟你谈，我希望在香港出版，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会删掉什么，保留本来的意思，每字每句没有改变。
这本书英文（版）已经出了风头，所以很多中国（大陆）的出版社跟我联络，我见了一些出版社的代表，后来我觉得给三联，他们判断是不错的，利用能利用的空间来做，所以他们删掉的东西不到5%。
我跟他们约定，第一，不能假想你自己的话，只能用我的，第二是删掉后必须经过我的批准。他们非常认真做了工作，我们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删掉的地方（做修改）。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香港的那本书里我说“大跃进”四千万人非自然死亡。他说那不行，删掉了。我跟他们商量有没有办法，他们想了想说，可以这样说“有的外国人估计，在大跃进中死了多少多少人”，他们接受了，我也满意。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认真，把基本的意思保留了。
政知局：我在书中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记述，“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写作过程中，您如何平衡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观察？
傅高义：事实上，在写这个内容之前，我跟两三个和他打过桥牌的人谈过话，说了一些细节，我认为很可靠，说了一些很公允的话，所以在书中有所呈现。
对于邓的纪念有助于改革的推进
政知局：此次您来到中国，正值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国人纪念邓的热情？
傅高义：我现在感觉老百姓对邓小平基本是肯定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关于高考、平反干部的工作，包括市场经济也是基本肯定的。
但是我的感觉，偏左一些人是批评他的，觉得他做的市场经济导致出现的腐败问题太多了，有一些人先富起来给他们太多的自由，“土豪”出现得太多了，应该多控制，所以批评他。另一方面，偏右的观点认为他的民主自由化还是不够，他跟毛太接近了，他的做法没有离开毛的做法。
最近电视上在播《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看了一点点。79年以后考进大学的人了解那个时代，但是年轻人（40岁以下的人）不太了解邓小平时代，不知道他做了这么多事情。所以我认为纪念邓小平110周年的一个好处，第一是让40岁以上的人了解他的贡献、功劳，第二是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精神。
政知局：《邓小平时代》的译者冯克利先生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还生活在邓的时代。您对这个观点又如何评价？
傅高义：习最近也谈了邓小平的贡献，为什么他这样做？我的理解是想（借此）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大胆面对现在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是好事情。
不要低估江泽民的贡献
政知局：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赴哈佛演讲，那次讲座得以成行，您在其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您如何评价他在那次讲座中的表现？
傅高义：我认为他讲的非常好，不容易。因为当天讲座现场外有很多西藏人，也有很多上街的学生，很吵闹。江泽民演讲全程基本是用中文，最后五分钟用英文讲，现场的一些提问他回答得很不错，他没有预料到。
当时曾有外交官要求他不回答问题，但是江表示希望回答。
我认为89年以后领导中国是非常难的事情。邓小平也说了，不仅仅要继续实行开放政策，要更加开放，江泽民在那个情况之下会继续改革开放（很不容易）。他在北京是电子工业部的工作，没有担任过很重要的中央领导人，没有北京政治的经验。在这个情况之下不要低估他的贡献。
我的目的是多了解胡耀邦是什么人
政知局：您在撰写《邓小平时代》的时候接触了不少“红二代”，您如何获得这样的机会？您的下一部作品会关注胡耀邦，在写作上会不会也采取类似的办法？
傅高义：主要是我在哈佛任职的同事帮我介绍，通过朋友认识朋友。（写胡耀邦时）做法可能基本是一致的，我已经见过胡德平。我个人为了做研究，希望跟持不同看法的人见面，接近胡的人肯定要见。但同时，我也会接触一些不认同他政策的人。
我的目的不是谈矛盾，我的目的是多了解胡耀邦是什么人、他想做什么、体制内有什么问题。他的一些思想，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还尊敬他，有的人觉得他的道德、他的人情味是应该继承的。我想在那个方面多学、多了解。我刚从他的故乡湖南回来，做了一些访问，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学习。
政知局：如今，不少驻华外国记者把目光投向中国，比如撰写了“中国三部曲”的彼得·海斯勒。和您的作品不同，他们多采用的是一种观察类的视角。对于这类作品您如何评价？
傅高义：当然，我有十年的研究，和观察类的作品会有不同。在这些作品里有两个我认为特别好，很有代表性。一个是彼得·海斯勒的，另一个是最近出版《野心时代》的欧逸文。
他们的书中跟老百姓有很多的接触，有一些实地的探访，给读者提供具体的经验，所以我认为他们写得不错。如果不了解会产生偏见，我是这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