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学的出路不断在延长，传统进入文坛的模式不断被解构，再加上政治势力与党派竞争的背后支撑，导致台湾新世纪文坛分化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统派文坛”、“本土派华语文坛”、“台语文坛”，或如郭枫所说的“蓝营主流文坛”、“绿营文坛”和号称“超越党派”的第三势力。外省作家虽然不属第三势力，但他们处境堪忧。
外省作家：“无可归属的蝙蝠”
民族认同或曰国家认同的产生，可从“原生论”进行解释。所谓“原生论”，是指认同来自共同的血缘、习俗、宗教、语言或其他文化本质，这是一出生就决定的，不允许个人有选择的空间。像出生于大陆的朱西宁、司马中原、余光中、白先勇，基于和中国作家一样同种同文，故他们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和中国作家，这些外省作家的国家认同属“主动、内塑”型。
另一种国家认同是由“结构论”造成的。所谓结构论，就是“强调认同如何在不平等的结构下凝聚而成，因此，被动、外塑的成分多于自我反思”。以出生在台湾的外省作家第二代为例，他们在强人政治时代之所以普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由于父辈们不断向其灌输北伐、抗日、国共内战这些历史。为将老一辈的集体记忆转变为下一代的记忆，父辈们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不断强化自己对第二代的影响力，以让没有参加过国共内战这些重大事件的张大春们，经过父辈的耳濡目染后，好像自己也经历过。外省作家第二代的作品中书写的这类题材或相关记忆，便是从老一辈的口述或作品中得到的，属“二手叙述者”。不过，张大春们和父辈毕竟“不平等”：没有见过长江黄河，也没有登过泰山黄山，其国家认同明显带有“被动、外塑”成分，心目中的祖国无疑有虚幻性。只有当开放探亲踏上故土，他们才进一步在感情上和父辈联结。
正因为外省作家第二代的国家认同是来自上一辈的教育和本地同时代人质问压力下形成的，故他们为把“被动、外塑”转化为“主动、内塑”，对“爱台湾”的质问者常常摆出一种抗拒的姿态，如“眷村”长大的朱天心，曾“大声疾呼‘不是不认同，而是不被认同’，并且以她个人对于‘生存土地’之情感不变，来抗议台湾文化与地理空间的改变。”有一次，她还以民意论坛的方式投书报纸《我不爱台湾》。当然，这是正话反说：以表明自己并未背叛台湾，相反认同第二故乡宝岛：
“爱台湾”？这已经是他们父母最后及唯一退到之地，他们生之长之的国土，要谈爱不爱，会不会是太简单的口号或算数？“爱台湾”？难道他们写的字是瑞士法国或西班牙？他们使用的语言文字是阿拉伯或楔形文字？是中文啊！为什么才隔了道竹篱笆或蒋中正题字的村名基石，就真的是外国？
这种抗议以“认同台湾”取代“认同中国”的做法，丝毫不能改变“本土化”、“去中国化”的趋势。
同是外省作家第二代的苏伟贞，自述“我嫂子的父母一句国语不会讲，我爸妈一句台语不会讲”，这使人想起那种“徘徊在鸟类兽类之间，无可归属的蝙蝠”。这种人在清明节无墓可扫，失去坐标后漫无目的地游荡。他们在游荡时追问：乡关何处或曰我的家乡在哪里？他们的乡关即原乡本是中国，可在他们心目中，现在的“中国”只剩下台湾，这就造成他们认同的中国不是政治中国，而是文化中国。就是文化中国，也无朱西宁言必称三民主义的内容。他们与老一辈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重大不同：不把三民主义当成自己的信仰。张大春与朱天文在小说中皆涉及了此主题。对“两蒋”，他们无法做到像上辈那样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相反，对蒋氏父子搞的白色恐怖还持否定的态度。
不信仰三民主义不等于往民进党台独靠拢或赞成所谓“台湾民族主义”。朱天文所主张的文字或文化认同，在许多时候摒弃了血缘、政治、族群、地理、记忆的因素，而将自我的族群身份，转化为一个纯粹的创作者身份，也就是将诸如国家、民族的社会化建构，彻底排除在自己的身份特质之外，所以他们这代人“岂止无祖国。违规者，游移性，非社会化，叛教徒，我们恐怕也是无父祖。”当然，“父祖”还是有的。之所以无，是因为他们遭遇到强大的所谓“卖台”压力，才形成“无祖国”无籍贯这一吊诡现象。
君不见,这些人的寄居地台北并非异邦，连重要道路都以“国父”和“总统”命名，如不是“中山”路就是“中正”路，还有什么“介寿”路。台北的街道，不是南京东路、重庆南路，就是武昌街、广州街、青海路，简直是中国地图的缩影。执政者之所以这样煞费苦心，从积极方面说是坚持“一个中国”信念，从消极方面说是寄托丢失大陆的所谓“亡国之痛”，正如张大春在《聆听父亲》 中所说：“随时提醒行走在此街道上的人们：我们已经因内战战败而失去的版图仍在我们的脚下。”这对把祖国大陆只当作地理名词，无疑是一种慰藉。
第三种为“建构论”的认同，“是经过自我选择而建构的、甚至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从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先是李登辉背叛中国国民党暗地里和民进党“合作”，致使政治上泛独势力越来越强势。后是民进党执政时通过行政手段，让本土论、台湾主体论还有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国文学的论调确立霸权地位。在这种情势下，一些作家开始迷失方向，抛弃原来的信仰认台湾为“祖国”，成了所谓“坚贞的台湾主义者”。对这种主义所高扬的“本土化”，蒋勋在他的寓言小说《猪脚厚腺带体类说》中，作了深刻的嘲弄：
当本土文化精致化之后，原来处于偏远地区的市镇也开始引进了一些国家的观念。据说，猪脚上的红丝带就是万镇一位回乡服务的博士的创见。
他特别有兴趣的是猪脚一旦与它们臃肿肥胖、并不美观的主人的身体分离之后，它们竟可以独自拥有一种完美自由的质量。
“从臃肿、肥胖、肮脏，而且懒惰的母体上被斩断的这一只猪脚，竟拥有独立完美的一种新的质量。”博士在留学德国的一次台岛同乡会中发表演说，便以极感性的故乡的语言述说了他童年的记忆，使全场怀乡的万镇人为之唏嘘，认为是万镇长期独立运动中最富有象征性的演说。
这里以离开母体的猪脚为喻，暗示只认小乡土不认大乡土的本体文化论，既然是那样“臃肿、肥胖、肮脏”，又何“独立完美”之有？
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海岛，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下，尽管有不同的国家认同，但彼此至少应该互相尊重。可在两党政治的恶斗下，彼此没有尝试去了解对方，去化解不同的心结，以致造成这种裂缝越来越大。在外省作家第二代和本土派作家的小说、诗歌中，对这种裂缝有不同的集中而强烈的反映。关于这一点，陈国伟在其《想象台湾———当代小说中的族群描写》专著中，有详尽的论述。
杜十三：
以“台湾解放联盟”的名义
不是外省作家也非外省作家第二代的杜十三，在两党政治恶斗时，他坚定地站在中国意识这一边。下面是他的旧作《打电话》：
黑暗中
遥远的妳突然哭泣
不再说话
只把话筒贴在胸口
用噗噗的心跳回答我殷切的呼唤
如此
我学会了从妳的心跳声中
打听宇宙所有的消息
却逐渐的听到了
大水的声音
炮火的声音
地球坠落的声音
坚信文学本身是一种权力、一种政治，同时认同“用政治天线接受文学频道”以及“悲悯”是文学艺术第一要素的杜十三，他于2005年11月1日在家喝了点酒后，走到离家五百公尺的超市，买了一张百元电话卡打公共电话； 先用查号台查出“行政院”办公室电话，再以“台湾解放联盟”的名义打了一个充满“炮火的声音”的电话给时任民进党执政时期的“行政院长”谢长廷，扬言“已宣判谢长廷死刑，并将在本星期执行，执行对象包括谢长廷及他的家人”。这场诗人“造反”风波闹得全岛沸沸扬扬。就凭这荒腔走板之“诗声”，诗人一夕之间上了全台湾报纸的头条。他这一举动，不仅撼动整个台湾文化界，也震惊全台湾社会。
本名黄人和的杜十三，岀生在台湾南投县。他是诗坛跨媒介的先声，是文化界少见的“八爪章鱼”，常以诗作结合行为创作、剧场及装置艺术，横跨散文、小说、剧本、绘画、造型艺术、公共艺术等众多领域。郑愁予曾推崇他是充满正义感与热情的人，“他对社会、人类情况了然于心，但他平常不做表述，而是透过各种艺术形式将理念表达出来”。杜十三历任“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台湾“中华书局”总编辑。
杜十三被依法侦办后，他对自己这一石破天惊的“行为艺术”解释说：高雄捷运等弊案连连，他已很不满；案发当天他喝了酒，正好看到“行政院”要将TVBS撤照关台的报道，他听了受到刺激，认为民进党严重戕害民主自由，才打电话到“行政院”。由于杜十三事后道歉，谢长廷表示不会对杜十三提出起诉，但说：有些人可能有正义感，有些人可能是反社会性格。同情杜氏的人想把“反社会性格”的杜十三捧成英雄、圣战士，但在文明社会中，任何暴力行为都不能合理化。大陆人去台观光时就说，台湾现在真的很像“文革”，这是一个问题。
奇怪的是，在杜十三这一事件中，社会大众不约而同将谴责暴力、以及同情理解这两个情绪清楚分开； 在表达不认同暴力的同时，人们给予更多的是对“施暴者”行为的同情与理解、甚至是赞赏与钦佩，如社会中一向讲求法治精神的马英九说：“尽管就法论法，杜十三确实违法，但造成知识分子违法的大环境，才更值得大家深思。”作家林文义说：“最近感觉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沉郁，很多作家都不再创作了，台湾没有一个人快乐，产业不断外移，经济不断萎缩。而造成台湾如此苦闷，不再拥有快乐希望的原因，就是政治。”
比任何一个文学事件都变得“危险”和尖锐的杜十三的悖谬行为，“蓝”“绿”诗人反应同样截然不同，如“深绿”诗人李敏勇认为：杜十三这一行为“是黑暗的。政治人物当然可以批评，但躲在暗处的语言暴力并非杜十三的‘诗人’作为，而毋宁是他的‘病人’行为……”而为其辩护者则认为，不是杜十三病了，而是社会病了；不是诗人疯了，而是“天天制造问题，天天制造谎言，逼着诗人伤痛”的政客疯了。白灵以有杜十三这样的朋友而自豪：冒着脑袋被敲碎危险的杜十三，“吐出一句血，那是他一生最红的诗”。
由此可以看出：“杜十三借酒壮胆，作出这样一个被认为‘不正当’的举动，是被迫的。因为他用诗做表达不满的管道，无人理睬；他认为民主国家最宝贵的言论自由却被官方横蛮的阻塞。他不得不‘搞怪’来让人注意。其实诗人是很悲哀的，环境逼得他不得不出此诗外的‘下策’。”本来，新世纪的台湾是一个“鬼脸的时代”，是执政党千方百计破坏言论自由，因而惹得一向潇洒的诗人也扮“鬼脸”，一向自由的诗人也疯狂。
将嘹亮铿锵的诗性抗议话语变质为躁郁的语言暴力的杜十三，是一位爱国诗人。他视神州大地为祖国，经常回大陆进行文化交流。2010年9月中旬，他因心肌梗塞在南京猝死，享年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