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

有关萧红的故事，通常是这样开场的：她与未婚夫同居于哈尔滨一旅店，欠了巨额费用，后者逃离，旅店老板威胁要将已怀孕的萧红卖进妓院。危急中她给报社写信，萧军前往探望，两人互生好感，他奋力将她救出。文学史上遂有珠联璧合之“两萧”。

在这个简略版的英雄救美传奇里，萧红柔弱无依，萧军骁勇威猛，两个文学青年一见钟情。即便用再俭省的文字，叙述萧红二十岁左右的那番惊险，也要说上几大段。虽然隔了八十年漫长时光，依然看得人心惊胆战。

父亲的专制、冷酷激发了萧红的反弹。萧红一连串惊世骇俗之举，在因循保守的呼兰，在顾忌颜面的张家，无疑会被视为伤风败俗、有辱门楣，所以她被开除族籍。葛浩文在《萧红评传》里说：“萧红就是这一代中为了所谓现代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一大部分人中的典型人物。遗憾的是他们那些人往往在身心方面都欠缺面对新方式的准备。对女性而言，这新的变革和考验是非常艰辛的，唯有那些最坚强的人才能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

感情炽烈时，爱可以充饥

萧红的《春曲》，专写热恋时的眉开眼笑、爱不释手。情到浓时，万般皆好，好得不讲道理，像捏了万花筒，怎么看都只觉欢喜。“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睁不开。”

两人起先吃住在裴馨园家。因她身无分文，她的住院、生产都有一番曲折，女儿生下来几天，就送给了公园的临时看门人。出院后在裴家住久了，裴的妻、母渐生不满，他们无奈搬出。萧军未能再给裴馨园当助理编辑，失去每月二十元固定收入，他俩穷愁潦倒，无家可归。后来终于谋到教武术的工作，学生家住商市街，同意提供住处，两人总算有了栖身之所。

萧红在家做家务，她并非巧妇，起初常把饭煮焦了，火烧熄了，还要日日发愁无米无柴；也需撂下面子，向同学、老师借钱。萧军终日奔波谋职，当杂七杂八的家教，八方借贷。借钱不易，往往只能借到三角五角，借到一元已很稀有，有时候五角钱必须省着用三天。有次在朋友家，见朋友吩咐佣人拿三角钱去买松子当零食，萧红对这无谓的奢侈痛惜不已。

很少女作家有萧红那样深入骨髓的冻、饿经历，她的散文集《商市街》，对那段饥寒交迫的日子有活灵活现的描写。学生的姐姐汪林是萧红的中学同学。汪林家的炸酱面，香味让人销魂蚀骨。她身着皮大衣，脚蹬高跟鞋，带着又饱又暖的慵懒去看胡蝶的新片。她的红唇卷发、长身细腰，“完全是少女风度”，萧红自惭形秽，“假若有镜子让我照下，我一定惨败得比三十岁更老”。她才二十二岁，已觉得自己“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好在感情炽烈时，爱也可以充饥。“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黑面包加盐，你咬一口，我吃一下，盐抹多了，还能开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在小饭馆奢侈一回，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饱，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真是惬意。

萧军回忆，他俩都有“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过得快活而有诗意，“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有时，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衣履随意，在街头且弹且唱，别有一番潇洒。萧军带着她接触左翼文化人并开始写作。偶尔吵架了，两人抢着喝酒，他又醉又气，在地上打滚，让萧红心痛也自责。

往日的爱人，变成了暴风雨

时间一长，性格差异导致摩擦渐多。加之萧军是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他颇能东鳞西爪地留情。两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让萧红流血、颤栗。在上海期间，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萧军脾气暴烈，有时竟将萧红打得鼻青脸肿。

1936年，萧军的新恋情令萧红满腹愁郁，她有诗《苦杯》，“写给我悲哀的心”。他给新欢写情诗：“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他对那鲜艳的新人抒情：“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萧红黯然自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苦杯》之四、五写道：已经不爱我了吧！尚与我日日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

萧红、萧军到上海后，在鲁迅关怀下，他们已在文坛站稳，不再忧心衣食。1935年底出版的《生死场》，更是让萧红被赞誉包围，也收获了许多朋友。但她为情所困时，只能独咽凄酸。她有时徘徊街头，也常去鲁迅家，身体很差，早生华发。胡风的妻子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说，她在鲁迅家见到的萧红，有点心不在焉，“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鲁迅身体衰弱，许广平家事繁多，有一次忍不住向梅志诉苦：“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1936年7月，萧红、萧军决定暂时分开一年。她去日本后孤寂无聊，几番生病，又抽上香烟。她写给萧军的信仍充满思念，常牵挂他的健康、起居。随后，萧军与她初到日本时同住的好友许粤华之间恋情疯长。许粤华是两萧的朋友黄源之妻，因经济原因提前回上海。1937年元月初，萧红写下《沙粒》，照例有说不出的落寞绝望，却又似乎已经被类似重创打击得有些麻木：“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烦恼相同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

萧军回忆，他和许粤华清楚，因为“道义上”的原因他们没有结合的可能，所以都同意请萧红回来“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1937年初，萧红启程回上海。但感情创痕已深，矛盾依旧。萧军则觉得，萧红“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为着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他觉得萧红跟寻常女人到底并无两样。

1937年秋，两萧在武汉认识端木蕻良，后者因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颇受文坛瞩目。好友蒋锡金回忆，他们四人曾像兄弟姐妹般亲密。端木蕻良曾就读清华历史系，他的斯文秀气，跟萧军的粗犷豪放迥异其趣。他不像萧军那样经常贬抑萧红，对她还不乏仰慕。她对端木渐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写下“恨不相逢未嫁时”，并几次念给他听。

1938年初，两萧与端木蕻良等作家前往临汾，又到西安，萧红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她仍坚决与萧军分手。她对聂绀弩倾诉：自己依然爱萧军，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忍受屈辱太久，“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

葛浩文的《萧红评传》认为：“多年做了他（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萧红理所当然想中断这种关系，她曾经优柔寡断，此时如此坚决，主要可能是因为端木的关系“。

如影随形的孤寂与忧郁

1938年春，萧红与端木蕻良回武汉就同居了，5月下旬举办婚礼。这是不被祝福的婚姻，双方的亲友团都不以为然：两萧有共同的朋友圈，老朋友们对端木感情上不免排斥。他那种散漫、疏淡的风格，包括洋派、考究的装束，也让左翼作家们看不顺眼。端木的亲朋对他娶一个有复杂情感经历的孕妇则是又惊讶又惋惜。

萧红在婚礼上对胡风等朋友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端木蕻良与萧红恋爱、结婚前，也曾思虑再三：他未结过婚，萧红比他大一岁，身体不好，还怀着萧军的孩子。后一点恰好最让萧红心存感激，她说：“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前后两次，萧红都是怀着别人的孩子开始新的感情。固然可以看出她不乏魅力，但她也真是欠缺理性与“世故”，她曾去医院堕胎，因费用太高而作罢。11月初，萧红到女友白朗在江津的家里待产。她生下一个男婴，三天后死亡。回重庆时，萧红苦笑着对白朗说：“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萧红夫妇搬到北碚才安顿下来，端木蕻良在复旦当兼职教授，也作编辑，两人都有固定稿费收入。重庆岁月是萧红生活最安稳的阶段，虽然已出现肺结核症状，但她写作量不低，长篇小说《马伯乐》就在那时动笔。

1940年初，萧红夫妇飞往香港。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酝酿、开端于武汉，却在香港一气呵成，1940年9月至12月在《星岛日报》连载。萧红在暖洋洋的南方，孤寂中愈加思念家乡，凛冽的北国。《呼兰河传》开篇就写：严冬封锁大地，大地被冻得满是裂口，水缸被冻裂了，豆腐被冻在地上，热馒头冻成冰块，水井都被冻住了……呵气成冰，那不可思议的酷冷，它们属于朝思暮想的故乡。呼兰的风俗风物，朝露晚霞，流云繁星，蝴蝶蚂蚱，花园菜地，还有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祖父……那些无法复现的场景，永生难忘的欢乐，在她笔下越是绚丽明快，心里眼里也就越是酸涩苦楚。

1941年夏秋，萧红的肺结核已很严重，她边治疗，边写《马伯乐》第二部，出院后依旧虚弱。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炮火连天，全城惊慌失措。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萧红，比健康人更多一层惶恐。与端木一起陪着萧红的骆宾基感觉，她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弃之不管。大难来临，有过伤痛经历的萧红，显然对她的丈夫、对人性、对时局都极其不敢乐观。她一会儿又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蕻良，说自己早该与他分开。

那些日子，食物匮乏，物价飞涨，水电瘫痪，炮火连天，命若琴弦。无牵累的朋友们逐渐撤离，萧红等几人要躲要藏要求生，心里也翻江倒海：施救者的情义、担当、责任；垂危者的感激、惭愧、不安……内心的时刻煎熬、复杂难耐。如果萧红不死，她写一部“倾城之恋”，必定又是另外的模样。

萧红的写作风格在《生死场》已基本奠定，鲁迅在《生死场》的序里夸赞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活的脱轨，让她的人生饱经忧患；文字的脱轨，却让她的《呼兰河传》苍翠挺拔。推荐雪峰选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