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过世。年轻一辈读者大概不会知道他。这位老人经历了新中国的多种大事件，扮演了各色当事人。他是：1957年反右和劳教制度的第一批受害人，因为一篇诗歌作品成为右派，21岁进入劳教农场；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受益人，22年后得到“平反”——平反也是需要注释的旧词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响应者，创办了把荒凉卖给人看的西部影视城；新时期文学热潮的弄潮者，众多作品因为性和苦难元素被批评、被批判；文学惠及电影的行惠者和电影助推文学的受惠者，9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一篇诗歌可以毁灭一个人。何况，张贤亮的《大风歌》完全是一篇颂歌型的作品，呼唤“新时代的来临”，诗歌的副题是“献给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官。

张贤亮有幸，看到了时间对历史旧账的清理：劳教制度在2013年被彻底废止；其作品曾经争诉不断的话由不值一噱。张贤亮不幸，看到了时间的喜剧：一个文化商人比一个作家更受媒体关注，“绯闻”比作品更受关切。

如果不是因为过世，一个作家还有机会登上新闻页面吗？

诺贝尔季再次展开。10月9日新的文学奖得主面世。但是除了媒体尚有关切的义务，普通人已经兴趣大减。莫言获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读者的诺贝尔情结。除了奖项，文学还有什么理由值得跃居舆论中心？

张贤亮作为一个作家值得尊敬，可以援引的理由之一，是他持续不断地写他所经历的“文革”苦难。他认为，“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这沉重的一页。”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艺术中的苦难确实有更强大的力量。生活中，苦难也不容我们视而不见。

瑞典学院对莫言的肯定中有这样清晰的逻辑，“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写疾苦，至少是个重要的美学原则。

坦率地说，张贤亮小说中的疾苦，仍然经过了过度文学化的“润化”而非“锐化”。

鲁迅推崇“伟大的文学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

陈丹青有几句关于陀氏的话也说得好，“读他的书，如被仇人指认的一瞬。”“他的看家功夫，是引你不堪卒读而狠心读下去，终于忍无可忍地忍受着，溃败于文学的淫威了。”

过世前，张贤亮还在写他的回忆录。这部预计死后面世“平生故事堪沉醉”的自传，根据已经披露的篇章看，比他平生所有的小说更具力量。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更裸露的现实和更纠结的人性。

有媒体追问过张贤亮为什么一直写“文革”故事，他回答说：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