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迅速崛起的白话文，已渐成文坛主流，但是一些从旧营垒里发出的夸饰文言同时贬低白话的论调，依旧不绝于耳。对此，一向为推动白话文进程而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的鲁迅，给予严厉回击。他指出：“古文已经死掉了； 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古书与白话》）又说：“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无声的中国》）他断言竭力提倡古文的《甲寅周刊》，“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即使真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答KS君》）。令人颇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鲁迅称文言已经“死掉”、已经“气绝”，因而坚决反对复古逆流的同时，他自己精心结撰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却偏偏使用了奄奄一息、气数殆尽的文言。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悄然生成———是怎样的社会条件和心理因素促成鲁迅做出这样看似矛盾的选择？这当中又包含着何等的文化信息与学术意义？
围绕这一问题，从《史略》问世迄今，不少学者作家乃至莘莘学子，曾发表过若干看法，但多系从不同历史背景出发所进行的文言白话孰优孰劣的工具性论争，而未能涉及其中的深层蕴含与根本旨趣。近年来，陈平原、欧阳健两位文学史家，沿着不同的学术路径参与了《史略》何以用文言的研究，其开阔的视野、扎实的材料、辟透的分析和超卓的识见，最终使这一研究呈现出崭新的境界。
《史略》日译者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写道，当年，他曾就《史略》为何要用古文请教过鲁迅，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有人讲坏话说，现在的作家因为不会写古文，所以才写白话。为了要使他们知道他也能写古文，便那样写了；加以古文还能写得简洁些。”欧阳健恰是依据鲁迅的说法，从特定语境出发，对《史略》的选择文言，作了三方面的解析：第一，《史略》由鲁迅在北大等高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整理而成，其传播对象主要是高校师生以及学界人士，而大学从来就是势利之地，是讲究“出身”和功力的。鲁迅没有太多的学院背景，但古文修养深厚，选择漂亮的文言述学，带有炫技的意思，足以令侪辈和后生咋舌。第二，复古派文人既然嘲讽新派学人，是写不了古文才写白话，那么鲁迅以精彩的文言写《史略》，便是对这种谬说的强力回击与有效拨正。第三，胡适考证《红楼梦》、《水浒传》，撰写《论短篇小说》，勾勒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线索，用的都是白话，鲁迅用文言写《史略》，可谓另辟蹊径，正好显示自己治学非“用胡适之法”。此外，欧阳健还深入《史略》文本，结合具体例证，分析和阐发了全书因使用文言所带来的多种优长，当然也包括某些缺陷（《〈中国小说史略〉 批判·体例篇·文字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初版），从而在效果上肯定了鲁迅的主体追求。显然，这样的阐发知人论世，有理有据，自有较高的说服力。
与欧阳健的紧扣语境，条分缕析有所不同，陈平原阐释《史略》的文言述学，更注重从鲁迅的精神走向与主体追求入手。为此，他将《史略》的文言选择置之于鲁迅特有的创作观念、学术理想、文体意识、语言趣味、以及其怀疑立场与抵抗精神等多维视线之下，特别是将其与鲁迅笔下不时出现的文言写作、一贯主张的直译原则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与周密考察，进而揭示了鲁迅作为文体家在文学语言问题上的独特思路：“对应现实人生的‘小说’或‘杂文’，毫无疑问应该使用白话；至于谈论传统中国的‘论文’或‘专著’，以文言表述，或许更恰当些。”而在这一思路的背后，则是鲁迅更为幽远的文化目光———用一种更讲究“体式”（论文、杂文）与“文体”（文言、白话）相协调，同时也更注重民族传统与现代意味相结合的语言实践，为社会剧变中的文学史写作乃至整个汉语表达，积累有效经验，探索可行之路（《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应当承认，这样的分析高屋建瓴而又见微知著，其中所指出的《史略》文言述学的核心旨趣和根本动因，不仅还原了一代文宗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且对抵制和扭转今日文史学界已成病患的“洋八股”倾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当然，陈平原、欧阳健对《史略》之所以用文言的阐发，似乎也有可以继续讨论之处。这集中表现在他们都认为：鲁迅自己所说的《史略》 选择文言的另一原因，即《史略·序言》所谓“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的说法，恐怕不属实情。理由是：当年老北大有教师课前提交讲义，校方统一印制发给学生的规定，教师本人无需为讲义印制而操心，因此，鲁迅“又虑钞者之劳”的说法有些无从谈起。其中陈平原还指出：现存的小说史油印讲义，内容虽然相对粗略，但使用的仍是文言而非白话，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复缩为文言”，则容易让人误解为存在着更为繁复的白话底稿。这里，两位学者的推理有些简单化了。事实上，围绕《史略》（讲义本称之为《小说史大略》）讲义的书写与印制，至少有三个环节值得进一步探究和斟酌：一、鲁迅1920年8月6日接北大聘书，同年12月24日开始授课。这期间的4个多月是他备课的时间，且一定会有最初的讲义形成。而这时的讲义因为要考虑新式课堂的要求，所以一般应当使用白话而非文言。
沿着这样的思路推理，鲁迅在油印讲义时，出于减少承印者工作量的考虑，将原来比较繁琐的白话缩为相对简约的文言，并非全无可能。二、鲁迅的小说史课程在北大和北高师几乎同时开讲。从鲁迅日记看，他的讲义稿最先寄往的不是北大，而是北高师，具体的邮寄时间是1921年1月21日。这份讲义用的是白话还是文言？北高师是否先于北大油印了小说史讲义，我们不得而知。而当年听过鲁迅小说史课程的荆有麟则另有说法： “先生当时所用讲义稿，根本不曾要各校印过。是给先生出版的印刷所，依照了所排的版本样，用中国出产的水廉纸，单面印起来（水廉纸正面有亮光，背面粗糙）。”（《鲁迅在北平教书》）所有这些当然不无矛盾与疑窦，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鲁迅小说史讲义的印制过程，多有模糊朦胧之处，并不是凭一条老北大校方代印讲义的规定，就可以否定鲁迅自己某些说法的。
三、限于当时的办学和印刷条件，北大为教师和学生印制讲义，也不是件毫无难度的事情，至少鲁迅小说史讲义的初期印制便颇费周折。关于这点，曾在北大选修小说史课程并帮助鲁迅印过讲义的常维钧，留下了很具体的回忆（参见常维钧《回忆鲁迅先生》 和马蹄疾《鲁迅与常维钧》）。其中所披露的印制讲义所经历的麻烦和辛苦，是足以让鲁迅“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的。更何况这“复缩为文言”与增田涉转述鲁迅所谓“古文还能写得简洁些”的说法，自有一种内在的衔接和呼应。
陈平原、欧阳健围绕《史略》文言述学所作的阐发，大大拓展了该问题的研究空间与认识深度，不过却没有穷尽其全部意义。在我看来，鲁迅之所以用文言写《史略》，除了以上自己所说和他人领略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的驱力与寄托，这就是被鲁迅深埋于心底，但又几乎是无法消除的一种精神复调与文化纠结———尽管这些对于鲁迅而言，未必都有完全清醒和自觉的省察。
在《写在〈坟〉 后面》 中，鲁迅较多地谈到了文言与白话夹缝中的自己。其中有云：“……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窃以为，这“中间物”的概念，正可以拿来诠释鲁迅身上存在的语言选择的两重性。作为汉语发展变化的“中间物”，一方面，鲁迅深知自己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或“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为此，他勉励青年“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然而，另一方面，在心灵的纵深处，尤其是在潜意识里，鲁迅又无法从根本上清除曾经孕育了自己文化血脉、奠定了自己精神根基的古文言； 相反，它像一种生命的底色或元气，不仅“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而且潜移默化，无形中酿成了一种奇特记忆场景。
请看鲁迅文言小说《怀旧》 里的文字： 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对，题曰：“红花。”余对：“青桐。”则挥曰：“平仄弗调。”令退。时予已九龄，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则姑退。思久弗属，渐展掌拍吾股使发大声如扑蚊，冀秃先生知吾苦，而先生仍弗理；久之久之，始作摇曳声曰：“来。”余健进。便书绿草二字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余弗遑听，跃而出。秃先生复作摇曳声曰：“勿跳。”余则弗跳而出。
多年之后，同样的场景又出现在鲁迅杂文《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之中：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
这两段文字一为描写，一为讲述，体式虽有区别，但内容却异曲同工：均把作家当年经历的私塾教育，表现得妙趣横生，暖意融融。而这种妙趣和暖意分明透显出作家对文言的眷恋与深情———要知道，在某种意义上，私塾教育就是文言教育啊！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即可断定，鲁迅用文言写《史略》是包含了一些怀旧成分在内的，是他那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在外界多重诱发下的正常流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点被匆匆赶路的现代人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