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直接产生于现代性。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日，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重建发生之时，社会学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视野调整、理论重建的过程。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教授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36年9月生于杭州市。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留校任教，1981年～1983年在英国布留斯托尔大学研修社会学和西方哲学。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其传记被收入英国剑桥出版的《世界知名人士录》（1992年版）中。在1994年～1998年期间，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讲学活动。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所所长等职。秘鲁利马卡西拉索大学荣誉教授，以及中国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云南大学等20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他的社会学研究，著述丰富，富有创见，多次获奖，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

郑杭生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儿，实在说不上是世俗意义上的那种如花似玉的“美人”，但在我与他的接触中，我觉得这个老头儿很“美”，他美在学识的渊博，美在思想的深邃，美在论辩的犀利，美在治学的严谨。他的学术之“剑”所指，的确有股气贯长虹之力。故用“美人如玉剑如虹”来形容他和他的学术思想。

——题记

“不想重复空话套话”

初夏。坐在我用餐的餐桌对面的，是一位戴着眼镜、衣着简朴的老年学者。他和我一样也端着一盘自助餐在吃。我觉得，他很像当天在这里召开的研讨会上发言的郑杭生教授，便问了一句：“您是……”

“我是郑杭生。”他抬起头，眉宇间露出微笑，轻轻答道。

我说，在研讨会上听了他的发言，讲得既有深度，又很实在，正想找他谈谈。

他没有拒绝谈话。

“现在是空话套话太多，我发言，只是不想重复空话套话罢了。”他说。

我知道，近20年来，郑杭生可以说是社会学界家喻户晓的学术泰斗。他在社会学定义、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体大思精，影响广泛，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

初次见面，一两句话，我就感觉到这位学者老人语高而旨深，言深而流长。

“重建社会信任！”

那天，中宣部和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华润饭店召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会。会上，郑杭生作了一个大会发言。在发言中，他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及正确处理的最新成果。

他一字一句地读着发言稿。他说，我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社会分化趋势加剧，利益多元化格局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在的社会矛盾，几乎没有不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的。除了这个总的特点，这些矛盾还表现出以往不曾有或很少有的新特点。

老人这样概括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十分明显的四大特点是：一、矛盾的主体越来越以利益群体的面目出现，具有利益群体冲突博弈的性质；二、矛盾的焦点往往直接间接集中到政府，地方党和政府往往首当其冲，不得不站在第一线；三、矛盾的表达往往采取多渠道、多样化的维权形式，而维权的目标和手段常常脱节；四、矛盾的互动往往采取激化、甚至尖锐、恶性冲突的方式，具有倾向激化、诉诸冲突的趋势。

谈到社会矛盾的主体时，他提醒道：“利益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利益的良性博弈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是利益的冲突博弈属于恶性博弈，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谈到社会矛盾的焦点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学研究表明，腐败高发期与社会快速转型期相联系，是高风险期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所带来的‘综合震荡效应’因信息化而加倍放大，会严重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削弱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

谈到社会矛盾的表达时，他精到地分析道：“维权目标的正当性与维权手段的正当性不是必然统一的。大体有四种情况：1．维权目标正当，维权手段也正当；2．维权目标正当，维权手段不正当；3．维权目标不正当，维权手段正当；4．维权目标不正当，维权手段也不正当。第一种情况，按理说维权应该也必须是能够成功的，但是实际生活中，正常维权成本太高，非常困难，使人感到正常维权，没有多少希望。如果这样，它的示范效应，肯定是鼓励人、刺激人用不正当的手段维权。这样，一定会助长‘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风气。这是万万要避免的。”

谈到社会矛盾的互动时，他是这样开药方的：“现在我们许多干部都觉得治理社会比过去难多了。为什么难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老百姓信任，即使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也能弥补，有矛盾也好解决；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这就是说，鱼水关系好办事，油水关系难办事，水火关系要坏事。所以，现在，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尖锐而迫切地放在我们面前。”

真是“言语非苟作，有物乃是尊”！

“破解”社会学定义

听他发言时，我回想起我国社会学重建初期，社会学的定义这一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论题，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观点。

在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郑杭生给社会学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义。他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及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在他的社会学定义中，将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确定为是一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对廓清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郑杭生看来，全部社会科学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哲学科学、综合性社会科学、单科性社会科学。(见理解参考图表1)

因此，社会学虽应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但在学科层次（以及学科对象、学科作用）上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是有区别的；那种以历史唯物论否定、代替社会学的“否定论”、“代替论”观点，那种把历史唯物论等同于社会学的“等同论”观点，既贬低了历史唯物论，又不利于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

在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中，将社会学的对象限定为社会运行和发展尤其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无疑明确了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并使社会学与单科性社会科学区别开来。

“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郑杭生提出社会学对象限定，是经过一番认真考察的。一方面，社会学史上两大传统（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均没有脱离“运行”和“发展”这对社会学范畴，无论西方社会学还是苏联社会学都是一种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它们实质上都以研究本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对象的。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越来越强烈地提出了重视社会良性运行，正视中性运行，避免恶性运行的问题。此外，注重考察社会治乱兴衰等社会运行问题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学术传统，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严复就曾将社会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的学问。

可以说，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既有历史时代根据又有现实社会根据、既综合了国外社会学的发展轨道又吸取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合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和本土化色彩。

这一社会学定义，20年来对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已为许多社会学者所认同，并写入教材。

紧盯“社会运行”

“善为学者，深造自得。”郑杭生在其研究中，受严复治与乱二分法的启示但超越了二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有名的社会运行三分法。他认为，区分社会运行的类型，评价、衡量一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状态，主要有三大原则，即“综合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满足需要原则”。根据这几条原则，郑杭生将社会运行划分为三大类型：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见理解参考图表2)

关于社会运行的条件，郑杭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要实现良性运行，需七大条件。

郑杭生在其研究中，首先将社会运行机制划分为五大“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二级机制，而后又尽可能地结合现实中国的本土问题对五大二级机制各自的结构、功能、运作过程作了全面透彻的分析。郑杭生发现，社会运行机制是围绕“社会运行目标”而建立的，社会运行机制（即五大二级机制）一旦建立就要作用于“社会运行系统”（由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子系统构成），而运行系统具体运行的结果便是“社会运行状态”，或良性或中性或恶性。

他把对社会运行的研究，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联系起来。他认为，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实践上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

“瓜熟纷纷落蒂来。”正是由于郑杭生的社会运行理论的影响，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社会运行研究，正开始在中国社会学中出现。郑杭生开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流派——社会运行流派。而且，他的社会运行论所产生的影响已超出了社会学界，为人口学、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所认可。

关注“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不研究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郑杭生说。

在这个问题上，以往的学术研究习惯于将社会简单机械地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而郑杭生在研究中发现，社会不仅存在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两类型，还客观地存在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的社会类型，即转型社会。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总体上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既不是完整的传统社会也不是完全的现代社会，它正处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之中。

“妙语精言，不以多为贵。”为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和历史，郑杭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转型度”和“转型势”两大概念。转型度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程度和特点”；转型势概念的提出，旨在衡量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和不同地区的“转型能力”。郑杭生关于转型度和转型势的思想，为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因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变迁呢？郑杭生在其研究中，从利益格局、社会控制体系、文化模式、社会支持系统、社会结构（指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模式化体系）、社会关系（主要是群体间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主张。

在利益格局方面，他主张应加强政府行为，调节收入分配；在社会控制体系方面，应提高“犯罪成本”以控制犯罪率；在文化模式方面，应建立一种既充满活力和生机，又能保证社会主义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社会支持系统方面，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系统以支持社会“脆弱群体”；在社会结构方面，他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结构的传统因素正逐步减少，现代性因素在逐步增加（身份体系的弱化、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等），因而是在逐步“优化”的；在社会关系方面，他认为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正由过去的共同贫困转变为共同富裕，由过去的“高就低”（如脑体倒挂）转变为共同提高，调整社会关系的方法正由过去的强调斗争转变为相互协调。

“在华润饭店，郑杭生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新特点的发言，正是他对社会转型的理论的运用和发展。”一位聆听了他发言的学者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