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瞬时一股“莫言热”蔓延到街头巷尾，写莫言的评论和书籍也数不胜数。对中国青年作家而言，莫言获奖的意义何在？11月22日，当代青年作家、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得主徐则臣在深圳凤凰书院，主讲了以“后莫言时代的写作”为题的文学讲座。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徐则臣解答了以上疑问，他说，莫言获奖后，中国青年作家必须思考，是不是还要沿袭莫言那一代作家的写作方式。

莫言获奖使西方更关注中国文学

徐则臣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整个中国文学来说，肯定影响不小。这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更对以后中国的写作者有所启发。

莫言获奖后曾引起国际文坛的争议，对此，徐则臣说：“有时候看到国外的网站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这很正常，因为每个诺奖获得者的作品都会在不同国家引起争议。但我更关注的是莫言获奖后，西方国家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看法。”他认为，以前西方国家的文学界很少有人关注中国文学，“2012年8月我在德国一个文学周讲座上发现，外国读者连中国很多著名的作家都不知道，他们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社会结构。”

在徐则臣看来，莫言获奖使得整个西方文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徐则臣说：“有一次我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与一位英国作家讨论中国文学，他认为中国小说都写得很长，小说里的人物很多，但人物却没有活起来。这种看法当然太绝对了，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人物都很鲜活，但西方的读者会认为像提线木偶一样。”

徐则臣认为，当国外文学界对中国文学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言时，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我们的文学作品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

写作者应忠于自身感受

徐则臣认为，莫言获奖可能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某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始，我们得考虑莫言获奖后，我们是不是还要沿袭莫言那一代作家的写作方式。”

“我们过去一直在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但是这个观点大多数人只是说说而已，没往心里去，因为我们的文学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前辈的惯性中写作，因为文学总是有经典，经典是一种榜样，所以我们会很自觉地沿袭那样的写作模式，认为那些东西就是正确的，我们在这样的写作中可能会心安理得。”徐则臣如是说。

如果总是停留在这样的写作中，会不会因此迷失自我？在徐则臣看来，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忠实于自身的感受，不能发现自己与时代的切身关系，只是用别人的眼光看世界，用别人的嗓子说话，写出来的作品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其独特性。徐则臣说：“这个时代的信息更新太快了，网络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好的，也有坏的。更重要的是，它呈现出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想一想托尔斯泰生活的时代或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就会发现在那样一个相对缓慢的、变化极小的时代，一旦他们站得高，看得足够远，有足够的才华和定力，他们有可能看清整个时代。”

徐则臣说道，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信息爆炸时代，有多少作家能对这个时代建立一个整体观？

作家要形成自己的判断力

那么，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如果说我们不能像曹雪芹或托尔斯泰那样有效地建立一种整体观，不能用一个逻辑井然的故事来解构这个时代，怎么办？徐则臣说：“我觉得首先要承认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很多的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这可能是一个作家需要做到的。另外作家需要做到的是，对碎片化的、复杂的生活建立一种有效的研究和发现的能力。”

“很多年前有人就提出作家应该学者化，不是说作家有多大的学问，要多高深的理论，而是说作家需要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对复杂的事情要有发现的能力，研究的能力，有提问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徐则臣说，很多人认为只要讲一个好故事，你就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很多人对小说、对文学的理解，基本就是建立在对故事的理解上。

“很多人对故事好坏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就看其传奇性，而传奇性就是陌生感，浩瀚，曲折，跌宕起伏，耸人听闻。”但对于徐则臣来说，他觉得要在传奇性之外下更多的力气，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传奇性可言。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徐则臣说：“莫言那一代作家可以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创作具有逻辑性的、缜密的长篇小说，它可以具有传奇性。而我们在这个时代以这种方式来叙事，恐怕就行不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单靠逻辑缜密、具有传奇性故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希望作品跟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更缜密，我觉得我们可能要从其他方面做一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