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的話，12月上旬，法國作家莫迪亞諾將趕赴斯德哥爾摩，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證書、金質獎章以及約合人民币750萬元的獎金支票。這樣一個神聖榮譽的時刻，也許是當今世上所有作家夢寐以求的。
盡管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不承認覬覦諾獎，但其連續7年入圍諾獎卻一再無緣，已被媒體封為“最悲壯”的入圍者。有一點不可否認，村上春樹的作品在本土暢銷，在中國流行二十多年，已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學和文化現象。他是市場的驕子，卻成為文學界的棄兒。
“豔俗小說”蛻變為暢銷經典
在今天中國的各大書店里，村上春樹的作品不會缺席，封面淡雅，看上去很有品味。只是今天的中國讀者大概想象不到，村上的小說最初登陸中國，是以“豔俗”的面目出現的。1989年漓江出版社率先推出林少華譯《挪威的森林》。緊接著，1990年北方文藝出版社也推出鐘宏傑、馬述禎譯《挪威的森林——告別處女世界》。村上春樹的名字為人所知，始於這兩個版本。
然而，這兩版《挪威的森林》流露出濃厚的商業媚俗氣息。“漓江版”的封面是一幅日本美女後背圖，黑色发髻高高盤起，傳統和服半褪，裸露雪白的後半身。左邊通頂豎書：百分之百的純情，百分之百的坦率，令少男少女傾倒，令癡心讀者沉醉。書中各章節標題盡情渲染，比如：永遠記住我、校園羅曼司、夜來風雨聲、病院飛鴻、月夜裸女、同性戀之禍、玫瑰色狂想曲、情海弄潮兒、愛她還是愛我、魂斷斜陽。
“北方版”的書名更刻意追求豔俗，在《挪威的森林》之後增加了一個副標題“告別處女世界”。封面以都市高樓大廈為背景，襯出幾個時髦青年男女，臉部神情迷離，穿戴暴露，營造出紙醉金迷的浮華氛圍；封底則是一幅穿比基尼的西方美女圖片。書中各章節標題較“漓江版”更為過火，完全是地攤豔情小說的狗血標題。
這兩版《挪威的森林》的版面設計，跟小說內容沒有太多關系，給人留下低俗情色小說的印象。隨著出版行情轉變，漓江出版社後來推出五卷本“村上春樹精品集”，把過去五花八門的小說封面，開始統一為素雅的風格，提升了文化品位。而最終確立村上春樹小說的品牌效應，始於200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一次性買斷村上十余部作品版權，出版系列文集，全由林少華翻譯。上海譯文的林譯本銷量最大，也最為今日讀者所熟知。
“當時日方通過台灣代理送來村上春樹17本書，有長篇、短篇集和插圖書，要求出版社同時買下，條件比較苛刻。”上海譯文資深編輯沈維蕃說，國內出版社大多退縮，但上海譯文看好村上的市場潛力，也看中了林少華優美的譯筆，接受了日方的條件。上海譯文曾經每年推出一本村上的作品，持續了六七年。後來又引進村上部分新作，至今共推出40多本書。
事實證明這筆買賣太劃算，《挪威的森林》至今出版了300萬冊，其他作品加起來也印了300多萬冊，成為上海譯文的一個招牌。沈維蕃這些年一直在編村上的書，現在計劃與林少華重新修訂譯本，還准備把封面裝帧做成經典名著風格。說起村上小說在中國的流傳風格轉變，他笑道，“當初村上的作品算是流行小說，漓江版沒有錯。但他的作品在市場上流行了二十多年，已經有經典的味道，不能再簡單當作暢銷書來看。”
從2008年後，村上春樹的新作開始交給北京新經典文化公司，像《1Q84》《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等作品均由該公司獨家推出，譯者也由施小煒來擔綱。新經典外國文學總編輯黎遙透露，自己公司推出的村上著作至今總銷量也超過300萬冊。與林少華大量采取的意譯不同，施小煒堅持忠實於原著，原文意思怎樣就怎樣翻譯，盡量不作任何改動，以適合當下讀者追求原汁原味的胃口。
用“心靈雞湯”為都市青年療傷
與當今日本其他純文學作家相比，村上春樹的作品最為暢銷，動輒百萬冊的銷量令人瞠目。知名學者姜建強曾留學東京大學，致力於日本哲學和文化研究，談起村上春樹頗有心得。他說，村上的13部主要作品在日本已行銷2400余萬冊，僅去年推出《沒有色彩的多崎作》，一周之內就突破100萬冊。這其中暢銷的元素何在，日本人為什麼喜歡讀村上？“村上小說的最大元素就是‘療傷’。療什麼傷？就是療現代人的疲憊、慵懶、無聊、彷徨、空虛、妄為、孤獨、悲哀、焦慮之傷。”
充滿黴味的小旅館，死掉歌手的唱片，冰冷的大杯啤酒，敲得心煩的爵士樂，曖昧的兩性關系，沒有名字的主角，接二連三的死。生命的感覺就是荒謬，就是瘋狂，就是抽象。如同《沒有色彩的多崎作》的開首句：“從大學二年級的7月到第二年1月間，多崎作基本只是在思考死亡中活著。”在姜建強看來，小說里的這些元素通過人和事，在村上的筆下，又竟然如此透明如畫，清澈如水，給人說不出的貼合與慰藉，恰恰迎合了日本年輕人的心理需求。
知名作家陳希我曾留日多年，對村上春樹也深有體會。“他的小說確實有吸引普通讀者的地方，明確地說是吸引文青。日本普通人知識素養高，所以文青也多。”陳希我說，文青喜歡浪漫、滿足於表象、沉迷於小文化感，村上作品有迎合他們的地方，比如性愛、死亡，比如筆調的輕盈、語言的機靈。村上特別會營造氣氛，特別是懷舊感傷的氛圍，文青喜歡的就是“那過去了的都成為美好的回憶”。如果要說村上春樹是什麼大师，陳希我覺得應該是營造敘事氛圍的大师。
迷戀村上的中國讀者，以大學生和大城市白領為主，居多是文青。村上小說里的主人公身在大城市，充滿愛情、孤獨、迷茫和青春的失落，極易引起年輕人的共鳴。沈維蕃舉例，像《挪威的森林》寫於三十多年前，當時的日本社會背景和當下中國很像，社會財富大量增加，小城市的年輕人跑到都市尋找新生活。小說中的東京類似於今日的北京、上海，男主人公也是從小地方來到東京，发生三角戀式的情感。
小說主人公無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大城市過著單身生活，原來的觀念和都市发生沖突，透露出一種孤獨感。沈維蕃說，怎麼去面對大都市带來的孤獨感，村上提出可以享受孤獨。中國年輕人從中找到心靈雞湯式的慰藉，而這是國內小說所無法提供的，讓村上的小說乘虛而入。中國作家的作品大多迷戀田園生活，鄉村題材寫得比較好，像莫言、賈平凹就寫不出村上這類具有現代都市感的小說。
除了情感心理上的撫慰，村上的小說還展示了一種個人化的審美生活方式，食物、唱片、衣服、進口酒品牌，永遠層出不窮，對物質生活興趣盎然。“酒吧、衣服、唱片，格調很高，大家覺得很有范兒，把村上貼上小資文化的標簽，這是中國讀者的獨創和誤讀。”施小煒笑道，村上小說里的生活方式其實在日本、歐美很常見，像自己的日本同學業余就是披頭士研究專家，不會覺得有小資情調。但中國近二十多年來，商業消費社會開始興起，年輕人追求個人精致化的生活，恰好遇上了村上，從中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都市年輕人生活方式。
缺乏諾獎作家的良知和現實感
村上春樹連年成為諾獎陪跑，不少人認為主要是諾獎不青睞暢銷書作家。《小說選刊》副主編王幹覺得，這些年來諾獎具有權威性，跟其不走市場路線有關，獲獎者一般得獎後再暢銷，這一點也讓村上有點吃虧。除了不受諾獎待見，日本文學界對村上普遍評價不高，從不把最高文學獎——芥川獎給他，還唯恐村上摘得諾獎。村上不久前還发出怨婦之語，稱自己是個永遠的醜小鴨，是日本文學界的棄兒。
陳希我坦言，日本文學界確實不太重視村上春樹，其中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其作品暢銷。日本人對純文學銷量的看法跟中國人不同，中國人以暢銷為榮，他們卻不然。“當年作家井上靖的書在中國賣得不好，他來中國時，我們不好意思，說他的書賣得好，不料他反而不高興：有那麼多人讀得懂我的書？”他舉例，大江健三郎也認為一個文化健全的國家，純文學的讀者只能三千來人。
日本文學界大多不喜歡村上，也跟其孤高自傲有關。姜建強說，村上曾宣稱自己基本不讀現代日本小說，這句話的射程力度有多大？這意味著寫婚姻與性的渡邊淳一不在他的視野內，寫日式推理的東野圭吾不在他的視野內，寫反抗昭和精神的大江健三郎不在他的視野內，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也不在他的視野內。“他將日本文學界一網打盡，然後露出漏網之魚的自己，隱喻自己就是跳得最歡的一條。”姜建強說，這要傷多少人的心？
如果說這些還是外在因素，村上作品本身也有“問題”，才失意於諾獎和文學界。姜建強坦率地說，村上不太關注日本社會的現實問題，拒絕宏大敘事。“什麼是每年入圍諾獎的小說家的盡職呢？在我看來那至少應該像戰地記者那樣出生入死才是。”但在村上的本國，在核泄漏的“死亡之地”福島，在海嘯最嚴重的岩手縣，始終沒有出現村上活動的身影。
“大地震发生兩年後，村上並沒有交出這場天災與人禍、毀滅與新生的紀實文學，而是交出了青春小說《沒有色彩的多崎作》，這就令人哭笑不得了。”姜建強感歎，缺少對日本現實的關照，缺乏對現實日本的熱情，好像日本发生的一切與村上無關。而在村上的小說里，經常能看到脫離現實的空洞無聊的情節，就像從廁所看富士山一樣乖張、無聊，任何東西都好像沒有價值、沒有意義和方向。恰如日本批評家小森陽一所說，正是在村上沒有獲得諾獎的結果中，看到了文學的良知和正常的感受性依然是存在的。
村上不太關心日本的社會現實問題，其作品高度西化，看不到多少本土文化的色彩。村上幾乎每天下午都搞翻譯，主要是翻譯歐美作家的作品。在姜建強看來，村上的小說也一樣西化，只有洋服沒有和服，只有威士忌沒有日本酒，只有三明治沒有生魚片，只有美式咖啡沒有煎茶，只有爵士音樂而沒有日本演歌。這種去日本化渲染美國化，使得喜歡進麥當勞的日本年輕人膩味了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但小說的國際化和根源性，誰最為根本？村上這一點也是被批評家們譏諷和嘲笑最多的，因為在他的作品中，本土化和文化鄉愁基本不存在。”
60多歲還寫青春迷茫太矯情
作家邱華棟在二十多歲時曾是村上的粉絲，當時他畢業後來到北京，在村上的小說中感受到青春的迷茫失措。但如今談起村上的小說，他提不起多大興趣。他讀過村上的幾乎全部作品，在他心里，村上的一百個短篇小說寫得很好，能躋身世界一流大师水平；但長篇小說水准不高，達不到世界一流。
邱華棟不客氣地說，村上的長篇小說過於媚俗，很多情節十分矯情，年輕時讀這類小說會愛上，但自己現在四十多歲了，再看就覺得很矯情。比如村上的筆下寫到一個女孩給一個男子按摩，用銀針刺殺了他，就屬於很蹩腳的暢銷書寫法。雖然不贊同村上是日本的瓊瑤，但邱華棟嘲諷，“現在我覺得他的小說深度不夠，人到中年還讀他的小說，就是神經病。我走向了當初自己的反面。”
令人驚奇的是，村上已經60多歲，長篇小說還在寫青春迷茫與失落，還在寫憂傷、愛情、少男少女和少婦的情感世界，給人一種“長不大的村上”的感覺。“他的小說主人公永遠是青年，最大的多崎作也就36歲，所有的讀者都會接受這種主人公。”施小煒說，這跟村上的人生經驗密不可分。村上30多歲以後生活基本定型，如今過著清教徒式的生活，早上4點起來寫作，7點吃早餐，然後去跑步；下午搞翻譯，晚上聽音樂，9點就睡覺。如此鐘擺一樣的單調生活，沒什麼可多說的，也使村上總是在寫30歲以前的生活經驗。
村上一度也嘗試挑戰更關注現實和曆史的嚴肅題材，比如關注過日本奧姆真理教，寫過一本厚厚的采訪實錄《地下鐵事件》；在《奇鳥行狀錄》里寫過諾門坎戰役題材，為此專門去美國和蒙古收集資料；屢次发表“雞蛋和高牆”的言論。陳希我直言，村上這十幾年來明顯轉型，似乎試圖當大作家，也有沖刺文學獎的意思，只不過他並沒有講出多麼高深的東西來。
“他後期的作品有所變化，但不太成功，沒有很深的思考，寫的大多是半成品。”沈維蕃也毫不諱言，村上的經曆不豐富，生活比較優裕，靠的是聰明勁兒，知道如何把一個中短篇拉成長篇。在他看來，村上寫作風格過於隨意，長篇的結構很差，這種寫法寫都市青春小說還湊合，寫曆史題材就容易暴露出弱點，經常不知道怎麼收尾，像《海邊的卡夫卡》的人物前後不搭，有點混亂。
曆經這些吃力不討好的作品之後，村上又很快回到自己的老路上，還是寫他擅長的青春小說。“這種還是憑借年輕時一瀉千里的寫作方法，在激情與體力大不如前的今天就難以支撐。”姜建強感慨，從去年出版的最新長篇來看，一個感覺就是村上確實老了，創作的銳氣大不如前了。如果村上像宮崎駿一樣，近80歲還在尋求創作上的突破，那他就能再出发再立高度。
日本作家習慣最後會寫一部蓋棺之作，把畢生修為注入進去，如果村上意識到這一點，也許還會寫一部大題材的作品。不過，即便如此，對他而言，諾獎仍然遙不可及。邱華棟表示，諾獎是一個歐洲文學獎，莫言已經獲得諾獎，十年之內亞洲作家都不太可能再獲獎，村上沒有機會。
高倉健和村上春樹
高倉健和村上春樹並沒有什麼關系，一個已經去世，一個依然健在，屬於不同代際的日本人。但兩個人都在中國有過或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都和流行文化有關。高倉健代表的是“文革”之後，趁著曆史機緣進入中國的日本大眾文化，而村上則趁著上世紀90年代的社會氛圍在中國興起，兩者都填補了中國流行文化的空白，並成為標志性的符號。作為一個後发性的現代化國家，中國接受发達資本主義國家輸出的流行文化，接受其內在的精神影響，這幾乎是必然的宿命。反言之，目前中國還不可能向日本輸出高倉健、村上春樹式的人物，並在彼國產生巨大而持續的影響。
今天看來，像《追捕》這部影片遠算不上經典，當初在日本也沒有多大影響力，卻在中國產生爆炸式的轟動。除了高倉健的硬漢形象之外，影片向彼時的國人呈現了一副現代都市生活的形象，如私家車、私人飛機、高架橋、地鐵、服裝和发型等，這些曾讓中國觀眾震驚。村上開始從事小說創作，實際上也就比《追捕》晚幾年而已，寫的也正是发達資本主義大都市的生活方式。與電影的符號化相比，村上的小說更具有內面性，寫出了個人在大都市的精神和生活狀態。
如果說高倉健已成為一個懷舊式的角色，而村上仍屹立於潮頭，持續发揮影響力。這二十多年里，中國開始急劇的城市化進程，商業社會迅速膨脹，人們不再關心社會宏大敘事，轉而專注於個人生活的營造，專注於裝點個人精神世界。在村上春樹之前，內地也流行過瓊瑤、金庸的小說，但這兩類小說屬於農業文明的暢銷書，逐漸跟不上時代的需求。村上的小說點撥個人如何在大城市中品味生活，更符合城市化浪潮的社會需求，正是都市白領和小資群體成為村上的擁躉。
相對於過去長期的集體主義思潮，回歸個人化生活是好事。正如姜建強所言，村上小說里的“我”總有很強的私語性和個人性，這種內面式的生活方式強於外在性的社會價值生活方式，也可認為是對傳統價值觀的一個反叛和重生。然而，一味沉浸於個人的小世界里，用物質來裝點這個小世界，滿足於一己的情趣和悲歡，對廣闊社會漠不關心，對現實問題視而不見，這就明顯墮入犬儒主義了。村上小說的內在危機和負面影響，也正在於此。
村上心儀的作家是卡夫卡、菲茨傑拉德、卡弗等人，也汲取了這些人的文學營養。村上試圖在流行文化的外殼里，裝進純文學的內容。可是，論寫現代人的異化，他比不上卡夫卡；論寫一代人夢想的幻滅感，他比不上菲茨傑拉德；論寫普通人的現實窘境，他比不上卡弗。如果說村上還努力向純文學靠攏，受其影響的中國年輕作家就遠不如他，如衛慧、安妮寶貝、郭敬明之類，這些人借鑒了村上流行的元素，卻離純文學精神更遠了。